作者：于建嵘 

　　6月21日，今年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历的周森锋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因据说是国内最年轻的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周的当选引起舆论追踪和网民热议。

　　按道理讲，地方政务官的年龄大小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只要选民愿意选择他就行。但在我国目前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下，年轻似乎意味着前程的远大，选拔出什么样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日后社会的发展。因此，公众对周的当选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其中有对年轻干部改变官场陋习寄予希望者，但更多人却对其家庭背景抱有警惕和怀疑。

　　在我看来，年轻并不就等同于变革的力量，年轻高官也有可能成为对现行体制弊端的最认同者和最适应者。关键在于，使周森锋脱颖而出的选拔方式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遗憾的是，我在这件事中，只看到了干部选拔制度的一成不变，只看到了政治资源分配过程中的随意性。

　　周森锋“平步青云”的第一步，在于他从政的高起点，即一毕业就担任了湖北襄樊市建委副主任、党委委员。这得益于当地的人才引进政策，也恰恰说明了这类政策的不规范。比如，究竟应以何为“人才”的标准，高学历这个标签是否能等同于执政的潜力？将引进的人才直接安排到领导岗位，是否为了规避《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既然硕士可以当副处长，当今已在乡间的数万大学生村官当个副乡长也是不为过的。可见，周森锋事件给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的初任制度。

　　周森锋升迁的“终南捷径”，则是频繁的调动，而这意味着组织部门将其作为培养对象，为其创造了历练的机会。党管干部、选拔任用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上需要“培养”年轻干部作为后备力量。但候选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程度、其从政的能力和潜力等，往往没有客观科学的选拔标准，竞争者缺乏公正公开的展示平台，一定程度上是靠组织部门和负责同志的洞察力或与候选人熟悉的程度。而其培养方式，比如选调、人才引进，比如频繁调动、快速升迁等，是否能切实锻炼出了解民情民意、具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干部，而不会“拔苗助长”，也有待更科学的考察。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如何改变年轻干部培养过程中的不公开、不透明，甚至缺乏科学性、法治性的问题。

　　而周森锋能当选市长，据当地官方报道，其工龄、基层工作经历并不完全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除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职务、头衔变动之外，公众并没有看到这位最年轻市长的过人能力或政绩，看不出有破格提拔他的必要。其全票当选，更让我们有理由提出第三个问题：党管干部制度中，人民应如何通过人大行使监督权，防止地方党政对政治资源的随意支配。

　　正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官场腐败案件多发的现实面前，年轻的仕途得意者常会引来公众对其家庭背景的猜测。因为一个有“背景”的人能拿得出用来交换的“资源”，往往会受到关照，成为官场“潜规则”的受益者。出身于官员家庭的年轻干部，其父辈更会凭借从政经验，利用干部选拔机制中的“快车道”，为他们早早谋划出路。类似事情不胜枚举，民众也早就受到了现实的教育。

　　因此，即使官方明确说明周“父母都在农村，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网民的反应却是“除了要看是谁的儿子，也要看是谁的女婿吧”。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政治资源公平分配的渴望。这比经济资源分配不公还让民众不愿接受。

　　周森锋表示，他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恪尽职守，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宜城。但在一张网上流传的周下乡调研的照片显示，年纪轻轻的他，已安然享受起属下打伞的“服务”。最年轻市长是否会成为最新的“官僚”还有待观察，但更迫切的是，令地方官员变向上负责为向下负责，变以升迁为奋斗目标为以造福一方为人生价值实现方式，让地方民众对其领导人有更大、更直接的选择权，变“官场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地方政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