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娟：我没准备，就谈一点感想。聆听了前面几位的演讲很受启发，"万水前江总是浑"，我不知道"浑"是否只是表示污浊，我觉得你太客气或者太含蓄，其实是“万水千江后有毒”。刚才马军报告里指出沿江、沿河、沿海、沿途，中国设计了很多化工企业和有污染的企业，而且排放物有很大的毒害，这种毒害可能直接关乎我们的饮用水，如果法律缺失，似乎也不精准。就如胡静所说，中央政府一直比较积极，中国《环保法》1979年开始实行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跟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也好、依法治国理念或制度也好都是契合的，应该说伴随着经济腾飞，环保立法一直在勇敢地往前行，所以才积累了现在非常好看的环境法体系，第一代制度、第二代制度、第三制度都有，比如排污许可、信息公开、排污收费。单从制度层面而言好像比日本制度还先进。胡静说日本是地方推着中央政府跑(立法)，实际上是公众推着政府走，自下而上的力量非常显著。而且日本人有一点跟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相象，即日本公民比较含蓄。在环境这一块，环境诉讼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新世纪，震惊世界的环境诉讼都有，不能说日本目前的环境状况多么好，至少我们知道311地震导致的核辐射、核泄露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公众的力量是推动政府做环保的最有效力量，中国公众以往对环境问题有关注，但只是点点滴滴，关注不够深入或者不够持续，像马军做了这么多年的水污染地图，应该是从行业内，从2006年就开始做地图，结果是影响有限。所以何院长关注环境问题我觉得很好。而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听说蓟门决策关注环保问题，以前看到的一期不是环境问题。进来时我看了45期，有好几期是环境问题。所以环境问题需要公众关注，关注是第一步，然后持续关注。接下来是做起来。

　　今天听到大家谈很高兴，因为大家在关注。我个人从2001年来到政法大学跟着王老师做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也做了很多案例，刚才马军说的诉讼案我们有亲身体验，包括水案、大气案都做过典型案例，但影响性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参与社会活动的精力也有限。非环境法的社会公众人士都关注环保是第一步，而且这种关注需要持续，需要有相当的技术性，像冯记者谈到他们做了很多，我也关注过他的自然大学活动，很多活动具有持续性，而且有技术支撑。所以我很欣喜大家关注跟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个人认为环保问题到目前状态下，以大气和水从2013年以来不到两个月时间引起公众这么大关注，说明大气、水客观现象、客观事实，无论是什么数据、什么图片、什么政府报告都掩盖不了，在残酷的事实引发全民关注的情况下要抓住这样的契机，这是一个最好的转变机会，全民都在关注，我们就要检视好看的法律到底怎么了。所以在执法层面首先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权利，包括公民权利、地方的、企业的，各方面的权利，环境问题更多是利益分配问题，无外乎是公众生存权、公众环境权和企业发展权之间的平衡，政府作为一个平衡器不但要听企业的，关注企业的经济发展，更要关注公众的环境健康，公众的存亡大事。所以第一步要尊重法律、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第二步要做起来，生活饮用水、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在水污染防治法中都是作为专章来规范的，这些法律制度有没有很好的做起来？环境信息公开有没有很好的公开起来？关于重点污染企业的排放信息属于环保部门主动公开的信息，但这些主动公开的信息，马军组成的团队近几年来一直再推信息公开，通过公民申请，政府有关部门应主动公开企业环境污染的有关信息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答复。本是应主动公开的，但公民申请仍不能被容许，这就有问题了，肯定是没有依法行政。所以对这种事件，如果更多人去关注，形成更多的公众力量，也就是说公众做起来，政府做，这个环境可能才会得到有效改善。做起来的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意识，我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慢下来，经济发展和开发利用稍微慢下来，生活也慢下来。急急忙忙往前赶，但拐着腿、拄着拐杖往前跑终归是跑不快的，而且跑得快是有瑕疵的，这种瑕疵是自然给予你的，不是谁诋毁你，而是你根本无法掩饰的。所以我认为尊重法律，做起来、慢下来可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

　　我没有准备发言，说得有点零散，谢谢大家！

　　何兵：我想更多的问题是整个国民的生活方式问题，我比较佩服王老师，他的电脑是1999年的电脑，现在还在用。如果整个国民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就不可能有环境的根本改变，也就是我们所谓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根本就是错的，按薛蛮子的说法是“逆天行事”，这30年就是逆天行事。另外是关于环境诉讼，不是中国老百姓不爱诉讼，问题是诉讼了也不受理，这是麻烦事。

　　杨素娟：你哪天做一个环境诉讼之难，难在哪儿。我们还会参与。

　　何兵：我自己做过毒蘑菇案件，我们学生买完后到海淀法院打行政诉讼告北京工商局，人家根本不受理，不给裁定，什么都不给，他们私下里跟我说“我们知道你不会上访？”“为什么？”“因为你是教授，怎么会上访？”我们的法院简直是无赖，知道你是教授不会上访，普通老百姓上访他们会麻烦，一个教授不受理就完了。感谢素娟，下次要多多支持一下我们。论坛在环境方面做了很多，汽车污染、三峡等。下面有请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督查诉讼部马勇部长！

　　马勇：谢谢主持人！在这里我谈一点体会，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很佩服，因为你们还在坚持不懈地为环境做着工作。中华环保联合会有一个法律服务中心，专门从事环境维权工作，也做指导，我结合环境事务法的情况谈一点体会。

　　自2013年元月开始到现在，连续两个月的雾霾天气让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了环境的重要性。昨天我的一个老乡去石家庄，他说石家庄能见度每天最多只有30米，2013年开始一直就这样。感觉整个空气让人的胃憋得难受，所以他在那儿待了不到半个小时觉得难受，打个电话就走了。这样的环境怎么会吸引人？今天早上人民政协几个人去调研谈到这个问题，说公众意识提升得很快。我们讲公众意识不是主动提升而是被动提升。广泛的大气污染，触目惊心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逼迫你不得不面临环境保护问题。虽然说我们现在都在骂，包括政府的不作为、企业的环境违法，甚至将污水以高压泵这种恶劣方式打到地下而规避责任。静下心来我们还得去面对这样一个现状，面对中国的国情，我们也在发展中，虽然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或者在保护中发展，或者在发展中保护的很多观点，但我想要解决中国问题要有机制，要法治化推动中国的环境问题。

　　怎么去推动？要靠一点一滴推动，今天冯老师、马军老师这些年所做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虽然有时候这儿大一下，那儿打一下，感觉没有什么章法，但没有章法的打也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就中华环保联合会来讲，我们2005年成立，成立后一开始确实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模式可借鉴，一片空白。但在过程中，很多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困扰着你，甚至我们一个案子打了20年，到今天还没有结案，由此环境诉讼之难可以想象。

　　在探索法治化推动中国环境问题过程中，我们这几年有一点体会，就是关于法律公益诉讼法，我就从这个角度讲讲。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是中国环境保护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影响，我记得年底国务院出了一个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这个决定第一次在我们所有国家级的规范性文件中提出“环境公益诉讼”的提法。有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提法后，学界、实务界甚至司法系统都开始思考怎么去解决企业界面临的环境问题，那时的很多环境问题并没有被报道出来，虽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环境很严峻，但不像今天信息量这么发达，媒体对环境保护这么关注，大家认识到环境问题很多，那时我们认为松花江污染事件影响很大。

　　有了环境公益诉讼法后，2007年开始，无锡、贵阳相继成立了《环保法》，其最大的亮点是对环境诉讼资格做了拓展，包括一些环保组织可以做诉讼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幸在这个队伍中推动一把。我们最早的公益诉讼是2009年在无锡提起了一起以社会组织(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是官办的，但性质上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一个环保组织)名义在进行了公益诉讼，使我们社会组织的身份在法律上有了一个接受的渠道。自此后，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8起环境公益诉讼。8起环境公益诉讼发展过程，我们做实践、立法建议。去年《民事诉讼法》开天辟地写进了“公益诉讼”。以前社会组织处在很尴尬的局面，我们现场去做调查时，不像记者，社会组织、NGO有什么法律保障？没有。去年《民事诉讼法》界定了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样社会组织的方式、途径就有了，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

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浣欎笅鍏ㄦ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