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就在中组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之时，人们恰好正在关注现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任杜邦公司顾问一事。尽管此种兼职明显于规定不符，但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不好说什么，因为“杜邦公司已于2012年1月发出了李家洋的停职通知”。中组部的“意见”显然并不涉及既往。“现实中，一些退出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或任职，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相对于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所指出的这种状况，人们更关注新“意见”的改变或完善。干部在企业兼职不得超过一个、禁止领报酬、严格审批、超过70岁不得兼职”等要求，成为许多媒体报道的标题。这些也正呈现了“意见”较以往规定的不同之处。
一则署名仲祖文的文章得以通过新华社刊发，其中说到，“《意见》回应社会关切……目的就是要消除隐患、堵塞漏洞”。相比于2004年《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新“意见”在“堵漏”方面的措施是明显的：堵严退出现职、未办理退休手续者的“下海口”、对所有领导干部“下海”进行统一规范、首次对兼职行为做出详细规定、统一规范“下海”审批程序以及对“下海”期间的管理规定进行补充。“有必要借助《意见》出台的东风，来一次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的大清查。”但是这篇评论的观点显然有些马后炮了，因为此次新“意见”已明确要求，“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对发现的问题要限期纠正”。清理结果会是怎样的？让人好奇。在有报道可查的2004年的清理中，全国按规定应当进行清理的8400余名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有8000余名辞去或被免去所兼职务。
经过了2004年的清理，见证了在通报清理结果时各种总结陈词，却也同时目睹了各种“抬头”与“反弹”，让人关切的是新一轮清理之后官员“下海”现象又将如何？新《意见》对此早有预判，明确指出，清理工作完成后，如再发现违规兼职、任职或领取报酬隐瞒不报等现象，“一经查实，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防止问题出现反复。不过，制度的效力不应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任何法规的权威与意义，都需要通过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面对新《意见》，至少匐茎对制度的效力十分看好，他在中国江苏网上表示，从治理“官员企业兼职”的制度变迁史来看，虽然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不少地方依然如故，其根源在于制度的惩戒效用没有抓住个别官员的“恐惧上限”，因此，本《意见》特别强调惩戒机制，用硬规定、铁纪律杜绝各种改头换面、私暗操作的新瓶旧酒，根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顽疾。
无论如何，新“意见”是一次治理官员“下海”乱象以及反腐败的再出发。“规范干部企业兼职规定出台正当其时”，论者张岚在东方网上表示，高官退休后，尽管职位不再，可影响力还在，企业看中的正是退休官员的“权力磁场”和“影子权力”。在这场博弈中，企业利用官员的影响力获利，官员从企业领取报酬，完全是双赢的局面。可这种双赢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背后是公众利益的损失。因此，一系列规定可以说是正当其时且史上最严。尤其是不得“两头占”的规定更是给那些既想当官又想赚钱的少数官员敲响了警钟。新华时评署名刘旭的文章则认为，这是一剂强效“防腐剂”。
论者梓樱的乐观显得比别人更多一些。这篇发表在人民网的评论认为，中组部近来新出台的这项官员企业兼职不兼薪的规定，从根本上能够堵死官员们利用权力谋私利的路子。其实，假如我们稍具理性，都会知晓不论是反腐败还是约束权力，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业。
相对于一些论者众口一词的期待之声，新民网想做一些提醒。一篇署名“新民网评论员”的文章提出，“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万不可网开一面，留下“不领薪就可继续兼职”的制度后门。文章认为，领导干部一旦在企业兼职，无论其是否领薪，都可能为以权谋私留下便利空间，要防范，远不是让干部每年年底书面报告一次是否取酬、是否有职务消费、是否报销有关费用就能控制的。其实，企业的资金运用、人事任命本身就是巨大的利益，既可以为官员造政绩、卖人情创造条件，也可以为自己进行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提供“筹码”。
新的《意见》，又一轮的清理。兼职有风险，下海需谨慎。我更愿意相信，此番中组部发出的关于官员在企业兼职问题的要求，是一次对于中央高层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党内作风大扫除”的实际呼应，亦是题中之义。而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