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周润发先生近期表示，将效法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死后把99%的财产捐赠给公益事业。这一善举，无疑会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裸捐”式善举在国内还没有形成风尚，并且往往引发各种争议。因为我国富裕的历史太短，民众对财富的理解缺乏历史感。阶级斗争年代，财富人群往往是负面形象。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今，很多人对持有财富十分谨慎，不仅藏富不露，还想方设法转移财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如果有人高调“裸捐”，首先会被质疑：你的财富从何而来？你的原罪如何？捐款会不会落实？谁来监管？现在是不是为了出风头？
其实，慈善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只有知善向善，家庭才能形成良好家风，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这就需要社会形成扬善风气，善行要受到鼓励。周润发在香港作出“裸捐”承诺，与香港的鼓励型慈善文化有很大关系。在“裸捐”承诺后，香港主流媒体更多关注周润发夫妇简朴的生活方式，社会舆论也给予赞赏，这对社会风气的改善特别是捐赠文化的养成相当有益。
慈善捐赠常被看作是仅仅奉献他人，其实慈善也利己利家。善行多有善果，慈善之家多有余庆，是社会的经验总结。洛克菲勒家族总结富过六代的经验时谈到，慈善能凝聚家庭成员，这是任何钱财也不可比拟的。况且，善有善报，人们对慈善家的信任，往往能促成很多合作。许多慈善家就是成功的企业家，说明企业行善与竞争力并不矛盾。
有人误以为中国社会缺乏慈善的根基。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三次散尽家财给予社会的范蠡，而近代中国则出现了乞丐慈善家武训、状元慈善家张謇、总理慈善家熊希龄、华侨慈善家陈嘉庚等。现代中国也不乏大慈善家。而汶川大地震后的全民捐赠，更让世界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敬佩。
但关键是，我们还需要有支持慈善的风气，有欣赏“裸捐”的氛围。慈善领域最忌讳“枪打出头鸟”，对各类慈善义举都要小心呵护，即使慈善者曾有些过错，甚至将来还会有过错，我们都要宽宏大量。“伪慈善”、“披着慈善的外衣”等语言，使用时一定要慎重。
也许有人会质疑，如果诺而不捐怎么办？首先，捐赠承诺是道德承诺，诺而不捐就会道德破产。从各国经验看，这种现象少而又少。再有，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区和国家，都征收不同程度的遗产税，用社会体制鼓励捐赠。另外，许多承诺捐赠者在有生之年就会付诸行动，建立基金会或者投资慈善项目。据有关消息，周润发先生就在准备建立慈善基金会，这也是值得赞赏的。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中国慈善界好事连连。朱镕基、李瑞环两位前国家领导人捐赠建立基金会，我国第一夫人也投身慈善，外交部长夫人主持慈善义卖，如今周润发先生又承诺“裸捐”。各界名人慈善将引领社会风气，相信中国慈善事业将迎来发展的更大浪潮。▲(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