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潜之
科学的归科学，经济的归经济。这是常识，只可惜，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常常混淆不清。结果就是本来该热闹科普的事，没有人关注；不该热闹的“考古开发”却如火如荼，连科学研究都被绑架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课题组日前发布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确定曹操家族DNA，证实曹操并非汉相曹参后代，同时推翻了曹操为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
这一发现，如果与克隆羊这样的成果相比，只不过是基因技术的一小步，但对于历史考古来说却够得上是惊天消息了。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一片争议，有人质疑确定曹操家族DNA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人不明白依据家谱寻找曹操后人，怎样保证这些家谱的可靠性？争议焦点都集中在了曹操身上，研究的科学意义就这样被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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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就能发现该课题组要研究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全世界的民族起源和迁徙问题，是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用DNA解答史前和历史上一些没能被历史、考古学等学科解答的问题，是为了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会演化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人家研究曹操，就像牛顿研究苹果，不会纠结于红苹果和绿苹果的差异，只是借这样一个切口，去关注更为宏观的人类历史问题。
别说“我们从哪里来”这样哲学上都解答不了的深奥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迁徙”，估计都没有多少人关注。而如果研究曹操这样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来历，估计连卖煎饼的大叔都要拿出报纸多瞄两眼。更别说去年河南安阳曹操墓发掘引发的轩然大波，现在搞这样的研究，想不出名都难。
科学研究关注大众关切，在不影响科学的严肃性的前提下，如果还能扩大科学的影响力，引起公众的兴趣，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但问题又来了，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往因其争议性而具有被娱乐的潜质。最后，话题越扯越远，你一言我一语过去，本来严肃科学的事情也就面目全非了。
这时候，媒体把奉行“娱乐至死”的一部分人当成了假想敌，不少评论都在试图说服他们，在“活泼”讨论的时候，还要有“严肃”的态度。《新华每日电讯》发表的一篇《莫用娱乐眼光看待曹操DNA研究》认为，民众对不了解的科学研究成果，切勿轻率下定论，媒体更不应推波助澜。该文也进一步提醒公众，身处信息时代，各种科学资料几乎都能在网上查到，如果有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妨在好奇之余拿出一点时间和精力，先做足功课再进行理性评判。
《新京报》发表的《为何要研究曹操的DNA》也以科普式的口吻说道，研究结论固然是亮点，但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研究方法。这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恰恰是我们处理和争论很多问题时最为欠缺的。
相比于前两家媒体的就事论事，《西安晚报》发表的《“曹操DNA研究”不能只看实用价值》则从理念上批判了某些人的“见事嘴比脑子快”。文中写道：可怕的也许不是对于历史无知，而是拒绝知道真相；可怕的也许不是文化粗鄙，而是抗拒文化进步。这种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状态，是社会价值观庸俗化的投射，更是对神圣的学术研究的无礼冒犯。轻率地指责，带着不加掩饰的偏见和无知，这其实很难说是一种质疑，毋宁说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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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起泄愤，在“曹操身世”话题上，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确实有很多“愤”要发泄。2009年，河南安阳发掘疑似曹操墓，有证据证明其为真，但也有学者指出存在很多疑点。这是考古界的大事，在圈内有争议是难免的，而且，作为千百年都没闹清的问题，一时有争议也是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考古结论还没有出来，地方政府就先高调搞起了舆论宣传，为的就是抢夺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结果，让本来就有点不清澈的这池学术之水彻底变浑了。
现在，有了科学的手段，是不是到了做一个了断的时候呢？据此，《东方早报》就发表评论《曹操墓敢做DNA检测吗？》直接跟河南安阳叫板：真金不怕火炼，据说河南安阳的“曹操墓”不愿意对那个墓中出土、疑似曹操的头盖骨进行DNA检测，这恐怕只会降低自己真“曹操墓”的公信。
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叫板”，河南安阳的表态则显得有点不那么有自信，之前不仅拒绝了课题组对于头盖骨送检的要求，有关负责人对此研究表示“DNA考古不一定权威”，对该研究表示“不了解”、“不评论”。有道是，出来晒，死得快。结论未明之前，如果就出来高调晒，那就等于把自己绑架到一个可能的结果上，对于任何质疑恐怕都会“风声鹤唳”的。
如果说，这样的质疑让安阳的“过分”高调得以暂时歇息，就能让这场争议进入到严肃的科学通道，那就太幼稚了。
对此，《成都商报》发表的《科研的独立比“有没有用”更重要》就指出，如果科研被地方利益绑架，或者科研主动为地方利益背书，科研的独立性就会大打折扣。而更可怕的则是，科研本身就沦为利益追逐的主体。该文认可了复旦对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家族史以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但也指出，如何保障它不会成为研究机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生财之道，则令人忧虑。
科学的归科学，经济的归经济。这本来是常识，只可惜，在我们这里，有时候这两者常常混淆不清。结果就是本来该热闹科普的事，没有人关注；不该热闹的“考古开发”却如火如荼，连科学研究都被绑架了。复旦大学的研究选择曹操身世，是个一举两得的好策略，但如果能保证自己在曹操争议的浑水里出淤泥而不染，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就像《新京报》发表的《曹操DNA鉴定，有人欢喜有人忧》一文说的那样，“争名人故里”的热潮，靠缜密的学术识见一时怕是很难冷却。毕竟，曹操、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还有后人DNA可供鉴定，像孙悟空、西门庆这样的“人物”，一样被某些地方利用，到哪里去鉴定DNA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