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学武
《决定》为何让各方满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今年的一件大事。简短的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大家都觉得还不过瘾，
期待着三中全会《决定》的发布。《决定》出来后，中共高层事先不断发出的“空前”改革的信号得到基本验证，“失望”被“满意”甚至“惊讶”取代。满意的原因不是在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而是在于《决定》寻求最大改革公约数的力度，以最大限度平衡各种改革方案、各种理论思潮和利益诉求。
之所以说《决定》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是因为如果小于这个公约数，许多已经呼唤了多年的深度改革措施就不会进入即将来临的改革大潮，从而将一大批改革方案排斥在“公约数”之外，使未来改革失去锐气；之所以说《决定》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还因为目前执政党和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的改革共识尚未超过这个公约数的水平。倘若试图将改革向更深的深水区推进，势必使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人们无所适从，从而退而求稳力争守成，失去大改革的基本共识。所以，将《决定》看作是当代中国各路精英在执政党的鼓励下博弈妥协的结果应当不为过分。
那么这个改革最大公约数的载体是谁？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中国社会。从当下社会中利益集团博弈和思想观点交锋的基本轮廓来看，21世纪全球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威权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可在中国找到它们的同类或流派，尽管它们的利益诉求和思想主张因具体国情不同而千差万别。换句话说，21世纪的中国，不管在利益分化还是在思想主张方面，已经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这些多元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潮流就是改革最大公约数的承担者。
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是公约数的支点
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内容支点在哪里？《决定》内容有两万多字16个板块60条，但如果按结构和功能分析法梳理一遍，不难看出“公约数”的基本结构支点。第一个支点是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秩序的共识，即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经济活动角色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前者反垄断和反干预，后者防私有资本坐大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颜色。《决定》告诉世人，中国的政治精英已达成共识，让政府有序退出对市场的强力干预，让市场在国民经济生活、资源流动和价格形成方面起主导作用，但同时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项大胆改革向全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中国视公平竞争机制，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成分为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但国企的主体地位将与今日的垄断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一提的是，《决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个“同样不可侵犯”不仅是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高度认可，而且清晰展现了“改革公约数”质量的提升。从强调的篇幅、深度和广度来看，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它表明了21世纪的中国对非国有经济的真实态度和接受程度，应该说是给国内外的投资者吃了颗“定心丸”，这颗“定心丸”一旦发生作用，必将加快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速度，从而有效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通信和运输领域，倒逼国有企业加强竞争，形成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良性互动的健康局面。
改革最大公约数的第二个支点是社会体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体制改革共识的核心集中在催化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但严防更多特大城市产生的雄心上。三中全会约定，一方面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这个公约数的提炼，将会对未来中国城乡一体化中大中小城市配置的疏密程度和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最大障碍，它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拖累甚至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的掣肘。社会体制改革以破除二元结构为突破点，但同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明显是得到各方认同的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而二元结构能否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只有把土地及其资本化的可能性还给农民，才能铲除二元结构的体制根源。
未来挑战在于如何协调各项改革
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的支点同样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即在保证执政党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扩大人们参政、议政和督政的权利。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强化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改革共识。按照《决定》的说法，就是“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倘若这项改革能实现，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将与地方党政权力系统适当分离，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的垂直司法管理体系将会应运而生，各级法官和检察官将直接由本系统的上级节制，相对切割地方党委、政府和同级法院以及检察院的隶属关系，从而从体制上保证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性，使老百姓在与地方政府发生利益纠纷和冲突时，有一个可以讨说法的地方，有一个可信赖的评判官。可以预见，一个独立于地方行政权力之外的、全国统一的垂直司法体系，将会对有效制约权贵资本，保护弱势群体并扩大社会公平和缩小官民对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现在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找到了，《决定》60条行文中列出的每一项改革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实施时定会充满风险和变数。但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有条不紊地协调这些改革，尽量减少各项改革之间的摩擦和降低摩擦成本。这种挑战是本次改革的性质决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局部改革时代的结束，全面改革的开始；局部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可退回原点换个方向再摸，但全面改革是各项改革几乎同时启动，各个行业都处于动态之中，没有原点再现的可能性，所以能否运筹帷幄、有机协调各项空前规模的改革，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者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