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反腐败改革创新“任务包”。近日，中纪委官网作了权威解读，从纪委“下管一级”到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改革，引发反腐“创制”热议升温。笔者认为，改革重点在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压强，亮点是将执纪“瞄准镜”对准官员“八小时内外”、“办公室内外”，对包括其配偶、子女等利益相关人的从业、出国等行为厘清边界。
毫无疑问，围剿特权的“口袋”越收越紧，公众“可视”的治理腐败落点越来越实。“撕小口子打大仗”是革命战争的制胜之道。反腐败如同和平时期的无硝烟战争，也是先易后难、攻坚克难。过去，人们常说党内监督弊端是“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三中全会未急于开列“十全大补方”，而是从纪委书记提名、派驻机构履职等从实入手，撕开治权限权的豁口。
改革创新要推陈出新，但须有制度成本意识。因为反腐不在制度有多少，而在管用的有多少；创新不在新制度写了多少，而在能具体落实多少。如中国的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包括财产信息、婚姻变化等，放眼世界亦不谓不宽，早有“兼容”财产申报的制度容量，给“打虎灭蝇”留够存量空间。但其一度沦为“豆腐纪律”，症结是“报和不报一个样，真报假报一个样”。而中央巡视组对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抽查，使上位监督优势和官员诚信评估粘合起来，利剑高悬且“惠而不费”，颇具四两拨千斤之力道。
实践证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两条：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议行合一高效率。执纪监督离不开这最大“治情”。腐败治理和国家治理一样，不在调门声腔有多高，花样翻新有多巧，而是脚踏实地一针一线地解决问题。把上位监督对应到权力体系节点上的“一把手”，把监管资源投放到干部职业生涯的利益风险点，或能透显纪检机关“办大事”的“高效率”。
应当看到，这轮改革大潮体现出浓厚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执行导向，少说多做，不做不说，能做才说。如对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完善，此前有巡视组抽查开场，即将有新任干部公开跟进，敲打官员深层营私动机的“组合拳”将愈显效力。
某种程度上说，治理腐败不在管住多少好人，而是能及时发现和查处多少坏人。中纪委从协调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中抽身，加大办案力量，收紧拳头做减法、做主业，激发了“以‘惩’促‘治’”，“惩治就是预防”的正效应。可以预见，在以上位监督领衔的“制度群”面前，裸官者及其家人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房叔、房姐”不实申报的说谎成本将越来越高。▲(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