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中东枭雄、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尔·沙龙病情恶化去世。虽然沙龙病倒昏睡已达八年，但他的离去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不小波澜。沙龙之死，不仅标志着一个政治强人的消逝，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沙龙作为以色列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对其评论一直是毁誉参半，即使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如此。对很多喜爱沙龙的以色列人而言，他是以色列安全的守护者，是以色列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象征，尤其是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沙龙力挽狂澜，挽救了以色列。为此，他被誉为“以色列之王”。但对批评者而言，尤其在阿拉伯人眼中，沙龙不仅是个穷兵黩武的“屠夫”，而且对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倒退及阿拉法特之死负有重大责任，阻碍了中东历史的前进。而对一些犹太右翼来说，沙龙还不够右，他们批评他对“恐怖主义”让步，坚持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离，将加沙留给了哈马斯去控制。
从沙龙数十年从军、从政的经历看，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外交方面，他都是一个不走常规路线的人，剑走偏锋，敢作敢当，既顽固又有灵活性。在和平进程问题上，他既被阿拉伯人视为“屠夫”、和平之障碍，也被一些阿拉伯人视为唯一能够与之达成和平协议的以色列领导人。他在和平问题上划定“红线”，既能顽固坚持自己的标准，坚持以反恐标准打击巴勒斯坦人；但又能看到大局，最终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并做出任何以色列政治家都不敢做的“疯狂之举”：从加沙地带撤军，大规模拆除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
事实上，沙龙的逝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沙龙作为政治和军事强人的出现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巴以冲突悲剧中的悲剧性人物。沙龙昏睡的八年，也是中东快速变化的八年，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沙龙能够醒来，他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新中东”。虽然以色列在阻遏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袭击方面取得不小成绩，但是长期以来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战略安全三大支柱(美以特殊关系、与埃及等阿拉伯温和国家和解、坚持中东和平进程并逐步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面临坍塌，对外日益孤立。
作为保障以色列安全的中心支柱，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由热变冷，战略分歧浮现，美国不仅要与以色列保持距离，还欲逃离中东；作为阿拉伯温和国家首领的埃及，国内政局发生剧变，亲美、和以的穆巴拉克下台，未来埃以关系充满变数；巴以和平进程出现停滞、倒退，“两国论”声音日渐低落。此外，“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剧变，也使以色列面临更复杂、更动荡、更具有风险的战略安全环境，诸如伊朗的崛起、邻国埃及和叙利亚陷入动荡、恐怖主义在中东重新四处肆虐、伊斯兰政党的兴起，这些都对以色列构成了新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地区主要强国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以色列迫切需要对自身战略发展方向、地区角色定位以及如何构建未来的“新中东”进行再思考，以便更好地参与和影响“新中东”。面对新安全环境和新挑战，以色列当前最需要既有胆识又有魄力，既有和平意愿又拥有战略新思维的政治强人即“新沙龙”。只有这样，才能带领以色列走出战略困境，给中东和平创造机会。
(唐志超，中国社科院中东研究室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原标题：唐志超：“新中东”呼唤“新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