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中国人的善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当属前列。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开始研究世界最早的慈善家即中国春秋时代的范蠡以及近代中国著名慈善家的故事，并且认为这是世界慈善宝库中的精品。中国人不乏爱心，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不过，现实的挑战在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无论是捐赠的款物，还是志愿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慈善的社会创新，都与不少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
其实，个体的爱心需要适宜的表达方式。在现代社会，大众的爱心更需要“信赖的出口”，即合适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文化。最近，一些记者与我讨论中外慈善法律的区别，大家总认为发达国家甚至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是因为法律完备并且管理严格，所以慈善事业才会快速发展。我的回答令大家意外。事实恰恰相反，境外对慈善的管理要比中国大陆宽松得多，对慈善的宽容程度要高得多，因而其信赖的出口也顺畅得多。
以美国为例，该国的基金会有10万之多，但绝大多数为小额的家庭和家族基金会，注册起来极为方便，更没有什么注册资金门槛的限制。那发达国家会不会出现基金会的丑闻？当然也有，但并不影响整个慈善大局，因为他们爱心的信赖出口十分通畅，一个基金会的问题并不会产生大的负面效果。
如果比较一下国内外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国内的信赖出口严重不畅。其一是社区不畅。国外的捐赠80%左右都在社区实现，并且主要是解决社区问题。所以即使有的大慈善组织出现问题但并不能影响社区内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大家在社区内可以看到效果，并了解进展。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慈善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其二是我们的慈善组织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例如，现在国家已经废除劳教制度并且要发展社区矫正。在国外，早在100多年前就有社会组织来介入并且承担社区矫正的事务。有的学者甚至发现台湾的警署内也有大量的义工负责接待和办理有关事务，这种现象对于我们确实还难以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社会对于大众的爱心还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疑虑，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养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组织上不能放开，就与这种疑虑有关。这种社会心理，在大众中也较为普遍。境外慈善家与国内慈善家见面，常常说的话就是，在大陆做慈善太不容易了，政策上的许多障碍存在，社会上还有不少质疑，两面夹攻，真是太难了！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要建设畅通的爱心信赖出口确实面临着较大挑战。
所幸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国际大开放的格局中，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建设善道的能力一定能够全面快速提升，开发我们民族自身的爱心，建设多方面的信赖出口，一定会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趋势。善道的畅通，将为期不远。▲(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