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
一个进步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权利高扬的时代。纵观当下的中国，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公民的维权意识正在快速地觉醒，茁壮地生长，这是社会进步的彰显，更是社会繁荣的奥秘之所在。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一部分诉求维权正在走向理性的反面：合理诉求与“无理取闹”叠加，非理性维权与过度维权交织。爬吊塔、跳楼、医闹、房闹……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一些诉求远远超过政府的可承受、可考虑的范围，而且越演越烈。
透过一桩桩非理性的维权案例，解析其生长的内在社会根源，往往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但无一不是带有悲剧色彩，并付出高昂代价。与其哀叹、焦虑，不如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
诸多事实表明，非理性维权是因为权益不可诉求或者表达机制缺失。诸多冲突和群体事件都揭示出，正是因为失去理性的维权渠道才激化为非理性行为，从而以情绪表达来宣泄郁积。没有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高压“维稳”，但其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留下隐患。因此，化解非理性维权在于建构弱势群体维权的“绿色通道”。
当面对个体合理维权时，政府必须以善治的胸怀和自信姿态出现。政府部门必须首先为个体维权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解决维权上的信息不对称；其次，确保理顺公共维权渠道和机制，加大监督问责力度，防止推三阻四、冷漠无情；第三，解决体制障碍。由非法、暴力拆迁所引发的“钉子户”暴力维权事件接二连三。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因此，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对化解非理性维权现象将起到重要功效。第四，理顺社会救济渠道，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来开辟更多合法处理维权的救济机制。
公民理性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毋庸讳言，当合法的维权成本太大，就会让更多维权者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望而却步。“医闹”现象其实就是“高昂的诉讼成本下的无奈选择”。患者在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利益而得不到公力救济时，只有依据维权的成本次优原则，走非理性的、不合法的路径进行维权。当维权的成本超过维权者可承受的能力时，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济的表达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简化程序，降低维权门槛，降低维权成本，是政府部门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身处变革的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错综复杂，凡事都需要探索，没有绝对现成的满意答案。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理性，多一点沟通，才能化解社会的“栓塞”，一个官民有机互动、政府良性运转、民间健康有序的现代化社会并不是遥远的传说。▲(作者是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