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走势，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1-4月以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事实上，本轮宏观经济下行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既有外需萎缩，也有内需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调整；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判断需要有全面认识。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一是纵向比较而言，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二是横向比较而言，经济增速放缓也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几乎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当前增长速度当然是放缓了；但是放在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另外，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来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在下滑。中国7%的“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照物，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相比过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长速度，7%左右的增长更加注重质量，更加适合中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
第三，从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由于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增加，我国经济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强，可以承受稍微低一些的增长速度。比如2010年经济增速为10.8%，新增就业岗位是1068万人。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放缓至9.2%，就业岗位反而新增到1221万。2012年经济增速更是达到改革开放以来除去特殊时期(1989年、1998年等)以来的最低值7.8%，但是新增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为1266万。这一数字，甚至比十多年来经济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所增加的1204万就业岗位还多。今年以来GD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就业状况并未因此而恶化。
当前，增速下行是调结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这种经济下行是良性的，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惊慌，重新界定增长预期，而应提高经济增速放缓的承受能力，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进而真正让经济提质增效。
因此，政策和改革的着力点就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增长下行压力和结构失衡的矛盾。同时，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等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进，只有这样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而这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思维和新出路。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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