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大规模治理淮河至今，20年来全国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从未间断过，但实效与预期并不一致。“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在一个沿海城市调研时，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听到这样的话。
在一场治理水污染的调研会上，却听到了有市长说治污不能干，因为“几百亿埋地下老百姓看不见”——这无论如何都算一种莫名惊诧了。“地下的治污工程老百姓看不见”，该位市长的说法在刺激着人心，可其中的漏洞亦显而易见。当一场大雨动辄就可衍生出看海的现代都市奇观；当污染现象成为沉重的发展表情；当公众甚至要以下跪的方式来获取环境权益的救济，公众既是不得不生活于其间者，同样是最敏锐的环境改善观察者。埋于地下的治污工程，公众可能目力难及，但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地方官员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视与否。他们不是“看不见”，而是从来都没有将视线从污染话题上移开。
由是论之，与其讲“治污工程老百姓看不见”的说法正在招致反感，不如讲这位市长说出了一句坦诚实话。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治污导向与驱动力，从来都不是来自当地民众的具体感受，老百姓的评价乃至可以被直接忽略。相反，它更受制于其他的诸多因素。譬如“必须看得见”的政绩观，譬如过于衡量投入-产出效应的短视决策心态。而此种过于“理性”与短视的心态又由何而来？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它来源于当前对地方控污与治污的考核体系。
如此前讨论所指出，纵然整体上的治污力度在逐年增大，可当下的治污考核体系依旧有着两个看得见的特点，一是与地方GDP的关系纠葛不清，二是由上至下。与地方GDP关系纠葛不清，即意味着治污难免有着经济利益的考量，说到治污考核基本留于“自上至下”，更意味着公众追责的缺席，单一行政体系内部的问责更可能失之疲软。轻拿轻放的现象会成为非小概率事件。如此之下，所谓的污染治理就不免异化成对考核目标的完成，自然就会忽略掉普通公众的感受，“看不看得见”反而成了更重要的决策指向。
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