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扛着民主主义大旗而策划“占中”和“电子公投”的一些港人，自以为占据了“民主”的道德高地而沾沾自喜。我们没必要否定其行为的民主性质，只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民主主义的背后其实是一些香港人构建起来的族群主义，从而驱动着令其陶醉的民主主义。当民主主义与族群主义同时发生时，作为个人权利的民权往往被整体性权利的族权压得喘不过气来。
族群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下位概念和政治范畴。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民族之间的斗争，那么族群主义则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政治紧张关系。族群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实在，如河南文化、湖南文化、广东文化……但当一个族群建构起排他性的文化心理认同而形成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并追逐自己的政治利益时，这个族群就有了准民族主义性质的族群主义，如民进党所代表的台湾绿营。族群主义具有强大的非理性一面。
一些香港人的观念和行为已是典型的族群主义。比如大陆游客在地铁上吃东西而引发口水战，一个大陆孩童在大街上便溺而引发的歧视性“围观”，等等。一句话，大陆人是“不文明的北方蝗虫”，而“我们”则是“文明的西方人”。“文明的西方人”岂能服从“北方蝗虫”制定的政治规则？当中央政府颁布白皮书而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时，一些香港人怒不可遏，搞起了对抗性的“电子公投”，族群主义的政治面目暴露无遗。非理性的族群主义驱使他们去冲击立法机关，非法地瘫痪香港经济的中枢地带即中环。
以族群主义搞民主，会有什么结果呢？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历史。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即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五四”之后同时发生，但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个人权利即民权简直不值得一提，被族权的车轮碾得粉碎，结果便是“救亡”压倒“启蒙”，“民生”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再看看世界当下的现实。今天的乌克兰悲剧就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演的结果，而泰国的周期性政治动荡则是事实性族群主义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北方农民之间不同民主主义冲突。
古今中外的残酷现实表明，当民主主义和与族群主义纠结在一起时，非理性的族群主义并不能促进需要理性才能实现的民主主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当下的香港。如果香港人搞基于《基本法》的民主，如果香港民主的背后没有美英，内地人固然会支持。但在两地目前的气氛下，一些香港人狭隘的族群主义与内地复兴中华民族的宏大“中国梦”不合拍，结果让内地人在感情上无法认同和支持一些港人的政治诉求。
不但两地之间因族群主义而不和谐，就是在香港内部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当少数人要搞“独立”的族群主义时，还有更多的香港人心怀祖国，否则为什么有人在法院门前暴抽“港独”分子呢？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期盼“中国梦”早日实现，为此他们要的是基于《基本法》的民主。
一些香港人企图绕开《基本法》的“民主梦”，遭遇到了两地之间的冲突，也绕不开本港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其结局能好吗？在一个分裂型社会搞党争民主，必然以悲剧收场。
台湾打开了民主主义与族群主义冲突的“潘多拉魔盒”，今天是梦魇依旧，为此台湾的代价是经济衰退，并停建了“核四”，恐怕再难是“亚洲小龙”了。香港要步台湾的后尘吗？
一些“港独”分子狂妄自大，认为与中国西边的“疆独”、“藏独”和东边的“台独”遥相呼应，对中国内地构成一个“U型”包围圈，南边的“港独”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会对内地构成极大压力和挑战。抱有这种想法的香港人大概一点也不了解作家金庸的中国史观：在四大文明中，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规律，就是中华民族在一大半的时间里都处于外来压力和挑战之下而形成的超强应对能力。▲(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