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经常自诩为一群特殊人物办的一本特殊杂志。所谓特殊人物，当然指的是杜导正这些曾经在体制内担任过高官的老人，也就是吴思辞职信中提到的“老人小组”；所谓特殊杂志，
就是这本杂志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发其他杂志不敢发、不能发的文章。而且，其他杂志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炎黄春秋》可以“例外”，可以不遵守。
杜导正自己讲，2012年文化体制改革中，《炎黄春秋》曾被要求转企，但杜等人把这件事给拖黄了，搞过一次特殊。最近，新闻出版总署要求《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却遭到杜导正等人的“阻击”。他们用的办法，无非还是“一顶二炒三拖”：第一步是“顶”，大喊不行，坚决反对；第二步是“炒”，通过西方和港澳媒体炒作，对境内施压；第三步是“拖”，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办，想故伎重演，再把这件事拖黄。
《炎黄春秋》为什么能够这样？
杜导正给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炎黄春秋》肩负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崇高使命，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要求《炎黄春秋》，就是保守势力对《炎黄春秋》的打压，可以不理会。这个观点不就是中国版的“美国例外论”吗？美国打着推行民主自由的旗号在全世界无法无天，《炎黄春秋》难道也可以打着推动民主宪政的旗号在中国有治外法权？
第二，《炎黄春秋》的体制特殊，是“四不象”，不象企业、不象事业单位、不象国有、不象民营。言外之意是什么？你说它是企业，要求它正式履行转企规定，他说你别有用心；你按照国有事业单位的规定来管他，他说他是企业，而且不是国有。
总之，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管不了他。《炎黄春秋》总说要推动改革、要打破利益集团，但从杜导正等人的表现看，寄生在《炎黄春秋》这本杂志身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以杜导正家族为首的小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私利，想方设法钻空子，对抗国家的管理。这就是他们搞“特殊”的真正原因。
中共最近召开了四中全会，讲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理解，政府要守法，单位要守法，企业要守法，每个人要守法，《炎黄春秋》也不例外。对此，希望杜导正们能够明白，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严格执法，比如变更主管主办单位，该变更的就坚决依法变更，不能为《炎黄春秋》开了恶劣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