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组被网友称为“唐山最牛婚礼”的图片和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热闹的排场背后，主人公财产的来源引发猜想。有记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发现果然有猫腻，一些线索指向其中或涉权力腐败。围观者关注的是，大摆宴席高调嫁女的村主任是否会被查，是否会受到纪律处分？然而媒体报道之后，尚没有任何机关介入调查的消息，热闹过后，或许网友的疑问也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去年国庆期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从10月4日到6日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其中6日举行婚礼的场所为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三天的婚宴，保守估算，花费在160万以上。其引人瞩目的，也是村委会副主任的身份。
这两年来，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党纪国法之下，贪腐官员不断落马，官场不正之风已然大为扭转。在这般形势下，还有村官如此招摇炫富，其中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一个村官怎么会拥有与其收入完全不对等的巨额财富？据统计，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作为中国最基层政权的代表，村官实际上是直接民主下村民自治的产物，但村官腐败问题却令这种民主处于尴尬地位。
按照法律规定，村民自治主要权力应当体现在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八大事项应该由村民会议决策。但实践中，这种民主决策权并没有落实到村民会议中，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这就使腐败有了潜在的可能。村官虽然从事公务，但不是编制内的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管不到。当然，纪委愿意主动进行干预也是可以的，比如北京市朝阳区纪委就主动进行调查，责成乡党委依据相关法定程序罢免了马林祥的职务。由于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相对而言不容易被组织监督。笔者一个同乡发现村官挪用资金，找公安、检察、纪委，结果就遭遇到各个部门踢皮球，推诿责任。
村官腐败，目前不仅预防腐败的党内文件规定，刑法对此也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此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都设定了相关条款加以防范，包括群众监督、村务公开、政务公开等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了农村腐败的根本解决之策：“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例如，应当发挥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现象中的作用，把相应力量投入到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发放、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农村土地开发征用及征地补偿款管理等领域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这样才能使得村官的监督落到实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层政权的法治化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层面，加强村官的监督是巩固基层民主的重要举措。在村官大摆筵席之时，有关部门不应坐视不管，等着实名举报，在自媒体时代，舆情就是线索，要主动出击，积极履行职能，给老百姓和网民一个交代。▲(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