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
周末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5月7日，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收到私信，一位大四女生向警方举报自己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接打电话。湖北省高警总队经过调查，证实被举报人和举报人确为父女关系，其父承认接打电话的违法事实。警方对被举报人依法进行教育处理，对举报交通违法的女儿给予了100元奖励。
湖北高速交警将私信截图放在微博并置顶推荐之后，有很多网友在跟帖中给这位“大义灭亲”的女儿点赞，甚至称赞她是“中国好闺女”。不过，无论是湖北高速交警将积极弘扬这件事中的“正能量”，还是网友对这件事的反应，我都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赞同甚至鼓励亲人之间互相举报，与人伦和现代文明相悖。
开车接打电话违反了交通法规，女儿拿起手机举报自己的亲爹，的确能让父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能让他在以后多加注意。但是，“大义灭亲”毕竟是一个带有浓厚的旧时代色彩的词，在现代社会并不值得被鼓励。毕竟，即使这种举报的出发点是“善”，它造成的客观效果也是“恶”，而且会激发人性中的恶。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点，就是系统性地鼓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战友之间的检举揭发，下级检举揭发上级、妻子检举揭发丈夫、儿子检举揭发老子……尽管那段历史已过去多年，但不少人骨子里仍有一股“举报”和“斗争”的热情，时不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最典型的表现是，这种“大义灭亲”式举报时常被鼓励。比如，河北省高院2010年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就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再比如，为了深入推进反腐肃贪工作，还有不少地方都曾出台政策，鼓励“贤内助”举报官员贪腐。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但这与重视亲情的传统道德并不矛盾。即使在西方国家，法律中也大都有亲人之间不能互相指证的规定，这与中国人所说的“亲亲相隐”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的。过度拔高“大义灭亲”，最终很可能不是鼓励为善，而是鼓励为恶。更何况，从现实情况来看，完全处于公心的举报其实非常罕见。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预防恶产生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通过一些看似正义的文化和制度鼓励人性中的恶。近些年出现了不少令人震惊的事件，或多或少都与传统道德遭到冲击有关。正因如此，公众对“大义灭亲”式举报的赞美最好保持审慎，公权力更不能将这种鼓励举报“制度化”。毕竟，无论是开车接打电话，还是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总有更文明、更善意、更有效的劝诫和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