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进德

　　一起案由为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在西安市中级法院进行了一审。此案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恰恰是西安中院的院长。被告人在一审、二审以及其后的申诉中均提出西安中院应当整体回避的请求，都被驳回。9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了3年前发生的这一案件。阅毕，笔者感到该案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其中就有回避问题。

　　依据法律规定，作为被害人的法院院长自动向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并获准。对于被告人提出的法院整体回避的请求没有得到认可，理由是缺乏法律依据，我国的回避制度是指个人回避，并没有规定审判机关回避。

　　我们来看看有关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四种应当回避的情形，其中第四种是一项包容性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都应回避。显然，此项规定的意旨在于后半句“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包含了前三项列举不到的所有其他情形。此案中，作为被害人的院长是当事人之一，而所有西安中院的法官同他都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当然，笔者并非认为他们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由法官审院长会不会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做出肯定回答。另外笔者认为，这里并不存在审判机关回避的问题，实质仍然是个人回避，只不过是由全体法官作为个人的回避最终将导致管辖的变更。因此，省、市两级法院驳回回避申请的理由站不住脚。

　　回避作为一种姿态，从实质上讲它应当体现为一种立场。我们常说“法官应当中立”，如果偏离中立立场，就应当考虑他是不是应该退出案件的审判。回避制度的设立意图，就在于端正法官的立场。而在此案中，法院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四)项的解释和运用，却将回避仅局限于形式层面。

　　此案中两被告人对案件前途的预测耐人寻味：作为平民的吕某一直认为“案子能翻过来”；作为职业法官的杨某可能更了解司法实践，并不十分关注案情，而是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中院院长的“腐败行为”，他认为这是“翻身”的惟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