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美国女性尚未遭遇升职中的“玻璃天花板”，就从办公室转身，回归家庭做个称职母亲。这不是女权运动的失败，而是新世纪的开始——无论男女都可以根据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旧金山，一个名为“金门母亲团”（Golden Gate Mothers Group）的机构根据儿童们的年龄段，组成了一个每周聚会的交流育儿经验的小组。一年多以前，当这个小组的妈妈们第一次聚会时，她们都相见恨晚，因为大家事业有成，但都不约而同决心把更多精力投入家庭。

　　特蕾西·廖·范胡泽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MBA学位，找到与我作出相同选择的一批女性真是太棒了。这个小组是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非常快乐的原因。”

　　范胡泽说：“我不是家庭主妇。现在还有这种人吗？回归家庭是我目前的选择，但不是一辈子的选择。”与任何作出这种选择的职业女性交谈，范胡泽的说法可能就是答案。她不同于她的母亲和祖母，她重回家庭的决定只是为期几年，不是一生的决定。她没有失去谋生技能和事业心，只是暂时雪藏而已。

　　女性精英止步不前

　　与40年前相比，针对女性的障碍都减少了。将近47％的医学学生是女性；2003年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生中50％是女生；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院毕业生中63％都是女生，哈佛法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生中女性分别占46％和51％。她们都被各行各业的顶尖公司录用，在人生起点上处于优势地位。

　　但突然之间，人们意识到，这些女性止步不前。尽管有大量女性从法学院毕业，但她们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中只占16％；只有16％的企业高级职员是女性；在《财富》500家世界最大公司中，只有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女性。在美国众议院435名议员中，女性为62人；在100人的参议院中，女性为14人。

　　妇女基金会主管兼白宫计划负责人玛丽·威尔逊自197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提高女性在工作和政治中的代表比例而抗争。她说：“我们原来以为到现在就会有一位女总统了。”但事实是，她发现女性在担任领导职务方面同男性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天花板”换成“母亲墙”

　　对于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上的不足，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谈论的是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即女性仅仅因为性别就在权力的门槛外遭拒。在新世纪，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母亲们遇到的障碍，而不是女性遇到的障碍。美国大学工作寿命法律项目的主管琼·威廉斯指出，许多妇女从来没有接近“天花板”，因为她们在很早以前就被“母亲墙”给挡住了。她们在成为高级主管之前，就毅然抽身成了一个称职的母亲。

　　例如，斯坦福大学1981年的毕业班中，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家操劳了3年或更长时间。一项调查表明，哈佛商学院1981届、1985届和1991届的女性毕业生中只有38％的人从事全职工作。

　　在亚特兰大读书俱乐部的10名女成员中，有一半完全不工作。剩下的一个部分时间工作；两个是自由撰稿人；一个和自己丈夫一起做生意；唯一有全日制工作的人没有孩子。

　　近年来，美国的社会学家（其中大多数为女性）对大量知识女性辞职回归家庭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社会学家对工作场所如何使女性失望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为这种现象创造了新词：“第二次换位”，即女性的第一次角色转换发生在职业生涯之初，在成为母亲后，她们开始了第二次角色转换——从办公室转入卧室。

　　女性重新定义“成功”

　　尽管工作场所不尽如人意，但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女性也在拒绝工作。追求金钱和权力本身并没有错，但代价也是高昂的。最近女性在谈论成功时，她们所指的成功是满足、平衡和精神健全。

　　一家研究公司最近的调查表明，最高管理层的女性中26％的人不想获得晋升。多年来曾荣登《财富》最有权势的50名女性排行榜中的108名女性中，至少有20人自愿选择离开她们影响力巨大的工作，转而接受不那么紧张的生活。

　　布什总统的顾问卡伦·休斯离开白宫是因为她的孩子患了思乡病，想回到老家奥斯汀。百事可乐北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伦达·巴恩斯辞职是为了和她的家人搬回伊利诺伊州。温迪·钱伯林辞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职务是因为思念她的两个小女儿。

　　自由选择又有什么错

　　两年前，分子生物学家雪莉·蒂尔曼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成为美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任命政治学女教授埃米·古特曼担任教务长（同时该校还有3个女院长）。

　　在今年春季，当普林斯顿大学任命一个女校长时，当地一家报纸刊登社论暗示女校长在实施“基于性别的扶持行动”。蒂尔曼等着女学生们奋起向那篇社论的暗示提出抗议——“你任命女性的唯一可能理由，是为了扶持弱势群体行动的利益，因为毕竟女性不可能是那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然而，抗议之类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蒂尔曼神色黯然地问道：“这些年轻女性已经对女人真的不会当领导这种观念泰然处之了吗？要在过去，这种论调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也许事情还没有那么悲观。当代女性对成功的新诠释似乎具有传染性。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女性被迫像男性一样行事，而是男性可以自由地像女性一样行事。由于女性更愿意从工作岗位离开，男性也更愿意那么做：美国已婚男性成为专门照顾自己孩子和家庭的“家庭妇男”的人数上升了18％。从这一点看来，这不是原来女权革命的失败，而是一次新革命的开始。（连国辉）＃

　　声明：《国际先驱导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