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钱亦蕉(记者)

　　上海的票价与国外比，是否太贵？

　　作为努力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世界级高水平的演出越来越多，在谈论票价高低问题时以国外演出票价作为参照，应该是很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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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旅美多年、现致力于音乐剧推广的音乐家刘键那里了解到，美国的演出票价因地区、场所、演出类型等各种因素分很多档次。以文化中心纽约为例，一般百老汇音乐剧的票价在85美元上下，如果是针对旅游客的团体包场，可以优惠到50美元一张，最便宜的是临开场前后，在票务中心购买当场剩票，可得到25美元的超低价。百老汇剧场众多，演出剧目有所重复，纽约当地人只对新戏感兴趣，而这些剧场的主要观众实际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客。作为旅游团游览项目之一，票价必须适中，不可能高得离谱。

　　相对而言，一些歌剧、交响乐、芭蕾舞等高档次演出，票价会高一点。纽约票价最高的演出场所是林肯中心。记者手中有一份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的2003-2004演出季节目单，除了开幕演出外，每天的歌剧演出票价基本一致，分六档：295、165、105、90、60、25美元。除少数超高票价外，其他票价层次多，且基本可以接受。

　　反观上海最豪华的剧场上海大剧院，从2004年的演出计划来看，大剧场一般音乐会的最高票价为380元，歌剧票价稍高为500元，最低票价都在100元左右。5月份开始上演的引进版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之声》，周末晚场最高票价为600元，平时晚场最高票价500元，下午场最高票价400元，最低80元。如果是中剧场的演出，票价就相对便宜很多，一般演出票价在60-160元之间，而普及演出票价仅20-60元。

　　由此看来，如果将美元按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纽约的票价还是要比上海贵，但鉴于两地市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票价占收入之比率，上海的票价还是略为偏高，在低收入人群中便难以接受。

　　不过，与其他一些城市相比，上海的票价还算比较理性，比如去年的郎朗音乐会，上海的最高票价是380元，同样的演出在北京则卖到了680元。

　　哪些因素会影响票价？

　　一般剧院的演出成本主要包括演出项目的前期运作投入、演出团体的出场费、表演者的食宿车旅费、场租费、宣传费、舞台灯光音响布景等制作费、演出报批费、现场治安费以及数量惊人的赠票，每笔支出都会影响最终的票价。

　　不少剧场为追求高档豪华，装修费用巨大，为了尽早尽快盈利，这些建筑费用也只好摊到每场演出的票价上。各种演出中介公司也在其中分了一杯羹，他们的利润也成了组成票价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的是，政府补贴剧场和企业赞助演出，这两种方式可以反方向来影响票价。

　　为什么会出现天价？

　　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正常成本核算、市场运作，演出票价应该还是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所谓天价呢？

　　首先是哄抬出场费。以本市最贵的演出场所大剧院大剧场为例，它的场租费为8万元，除以1600张可售票数，平均票价为50元，以此为标准，如果最高卖80元，那么最低票价只要20元。如果计入演员出场费，比如一场演出的出场费为24万元，那么每个座位的成本就成了200元，最高票价就会达到380元。据了解，目前国内一线歌手如刘欢、孙楠等人的出场费一般都在20万元以上，而某著名民歌手演唱两首歌曲即要价18万元，港台歌手的价格更高——像张惠妹、萧亚轩等仅一场拼盘晚会的支出就超过100万元，一些国外演出团体也会因不了解中国市场而抬高价格。演出者的漫天要价成了票价“大跃进”的决定因素，也难怪一些最红歌星的演唱会不但票价惊人，而且必须放到座位更多的体育场馆内进行以避免亏损。

　　其次是中介公司利欲熏心。上述200元一张的演出票假如卖到了平均300元，那么100元乘以1600张票，得16万元，就变成了利润。现在不少演出经纪公司追求的就是这一部分钱。一些演出公司不惜血本拿演出项目，由于竞争的无序状态，这些演出经纪公司在确定票价时随意性很强。一次，某世界著名乐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即开出了最高3000元、最低1000元的票价。据记者了解此乃中介公司的“手笔”。此演出项目原来一直由大剧院与外方联系，正当双方为出场费争执不下时，半路杀出一家北京的中介公司，抢先用“全部同意对方价格”的名义签下合同，然后通过另一家演出公司为其报批文，又以种种手段将大剧院的场租费压到最低，而且还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300万元商业赞助。在这样成本已降到最低的情况下，他们仍利欲熏心地将票价定得比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同场演出还高，以获取巨额利润。同样的，最近由北京某公司代理的A3足球联赛票务，他们不管上海市场实际情况，将票价开到600元，致使场内观众仅千人。中介公司这种盲目的、非常规的运作手段，必然会对市场的健康成长和规范化造成损害。

　　为何在正价票以外还有黄牛票？

　　“看白戏”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即使在今日，仍有很多普通观众甚至一些艺术家不愿意自己掏钱买票看戏。

　　记者认识一文艺爱好者，每每到临开场前去剧院门外等退票，据说要比正常票价便宜很多，特别是一些高价票，往往都以低于对折的价格抛售。曾经有一场境外团体的话剧演出，200多元的票子她以30元购得，而这些票子上经常敲着“赠票”的图章。很显然，自己出钱买票的观众，当然很少会想到退票；不惜低价抛售的往往是那些持有赠票者，反正自己一分钱没出，看不看演出、转卖多少钱都无所谓。这样的票子多了，黄牛正好利用这个空间，低价进高价出。所以只要有赠票，黄牛票就禁不了。而黄牛票泛滥又影响到整个演出市场和票价体系的有序和规范。当然，缺乏像国外那样统一而有效率的票务网络，也是致使黄牛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

　　不过，相对于过去团体包场盛行，现在剧场一般都更重视散客，而且个人购票也越来越成为主流。据大剧院文化中心办公室主任张笑丁介绍，就前年上演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和去年上演的《猫》来看，大部分出票都是散客，乐迷、白领是买票的主力军，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企业购买票子赠送客户。杜绝赠票、培养市场，正是以大剧院为首的一批演出场所所努力追寻的。

　　政府贴钱可行吗？

　　目前，政府逐步放开各地演出市场，不再对演出团体和剧场进行补贴，一些演出团体面临裁员，而演出场所则面临转制的考验。

　　从现有的剧场经营情况看，往往走高端路线(高级剧场、高水平演出、高票价)容易经营成功，这促使大量剧场都将主力消费人群定位在少数中、高收入者，忽略了低消费人群。而中、低收入者由于长期不进剧院看戏，慢慢丧失了这种欣赏习惯。

　　一些文艺界人士指出，应当引导演出市场的票价分开档次，让一些场所推出低价位票，以满足各层次观众的需求。

　　如果不损害各方利益，降低票价有两条途径——政府补贴剧场和企业赞助演出。有人重提政府扶植，但对于刚刚脱离父母之手独立行走的剧场来说似乎并不合适，很容易重蹈过去的覆辙，使剧场过于依赖政府而再次陷入一潭死水。相对而言，寻找企业赞助或许是一条更好的出路。刘键说，美国的剧场市场运作非常好，几乎都不用政府贴钱。在演出融资方面，国外演出商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便是善于寻找资金来平衡预算，那么成本就不会全部转化到票价这条单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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