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黄 祺(记者)

　　最早在电影院播放的“新闻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的前身。电视普及以后，专题片曾风行一时，《话说长江》《话说 运河》等专题片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谈资，配音演员陈铎的声音也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但90年代初纪录片《望长城》的出 现，终结了充满散文意味的专题片时代，中国的纪录片人开始反省，过去的专题片模式似乎远离了纪录片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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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长 城》成为中国纪录片史的转折点，片中同期声、长镜头等等纪实手法的运用，被认为是真正的纪录片的标志，当摄影机跟随主 持人在狂风卷起的黄沙中行走时，镜头的不稳定感带来的真实感，让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找到“解放”的感觉。时至今日，纪 录片成为中国电视制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品种，有人说，都市人可以不看故事片，但必定会看纪录片。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视 节上，纪录片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4000万美元和8000人民币：金钱的作用力

　　如果你没有收藏《迁徙的鸟》碟片，你绝对不能算是一个纪录片的爱好者。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的法国数字纪录片《迁徙的鸟》进入中国。这是一部真正的“大”制作纪录片，耗时4年多，有600多人参加拍摄，景地遍 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胶片长达460多公里，动用了17名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两个科考队。在法国，3个星期 内有250万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而它的耗资也是史无前例的：4000万美元。

　　《迁徙的鸟》可以代表世界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就算你不关心自然，你也会被精美到极致的画面所吸引。中央电 视台《见证》栏目制片人陈晓卿说：“《迁徙的鸟》已经成为法国的名片，所有的法国价值观都可以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包 括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把纪录片做到完美。”

　　《迁徙的鸟》在中国各大城市上映的同时，另一部纪录片也正在上海热播。一个平常几乎不看电视的上海公务员说， 她那段时间尽量不加班，只为回家看《婆婆妈妈》。

　　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制作的12集电视纪录片《婆婆妈妈》再度引发了普通观众对纪录片的热情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看《婆婆妈妈》，就像在看镜子中自己的生活。

　　《婆婆妈妈》的编导吴海鹰告诉记者，这部纪录片前后花费一年时间，制作费用大约不到10万元，这个数字与《纪 录片编辑室》的其他节目相比，已经算是“昂贵”的，平常播出的30分钟纪录片，成本大约只有8000元人民币，花费主 要是吃、住、行，有时还包括电费、劳务费和场地费。

　　国家地理频道(国际)常务副总裁史伯恩把纪录片分为三个种类：一类是适合全球观众收看的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往 往制作费用很高，它需要高收视率来支撑制作费用。《迁徙的鸟》应该是这种纪录片的代表。

　　第二种是本土纪录片，这一类纪录片针对本土市场，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相通的地方播出，表现观众熟悉的场景。

　　第三种是时下最流行的形式，制作者只为表达自己的看法，不针对观众

　　的需要，任何喜爱拍摄的人只需要自己的摄像机，在自己的苹果电脑上就可以完成。这样的纪录片费用更低。

　　按照他的分类，像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Discovery)制作的关于动物、考古、探险类题材的纪录片， 由于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水平，目前中国的制作力量还不能企及。国内的一流纪录片，大多还是属于第二种的本土纪录 片。

　　有业内人士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大题材纪录片数量少、水平不高，就断言中国的纪录片整体水平不高。上海纪实频道 《纪录片编辑室》制片人王小龙很反感有些媒体做出的“中国纪录片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论断，他认为，在国际纪录片 比赛中，中国纪录片取得的成绩足以让我们骄傲。

　　史伯恩去年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在观看了很多中国的纪录片后，他评价说 ，中国本土导演能够拍出很多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纪录片。中国之所以缺少自然科学类的纪录片，是因为自然科学题材的纪录片 需要很高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他说，成都有人拍摄了一部关于猴子的纪录片，花了半年的时间，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已经算 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另有一些制作人认为，必须正视中国纪录片制作在资金水平和技术水平上与国外的差距。吴海鹰说，如果上海电视节 上设置十个纪录片奖项，而英国BBC有十部纪录片参赛的话，这十个奖项都将被BBC捧走。中国的纪录片还停留在“选题 制胜”的阶段。制作大题材、大制作的纪录片是他和其他许多纪录片编导心中的梦想。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题材的美丽

　　当王刚配音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广告语响起时，我们习惯地开始走进某个平常人的悲欢离合或者生离死别， 在真实而又普通的百姓故事里，每个观众都在寻找自己需要的慰藉。

　　叫好又叫座的《婆婆妈妈》就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了社会大背景下的现实矛盾。在此之前，《毛毛告状 》《德兴坊》等等让观众念念不忘的纪录片，都采用了关注社会个体，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中国纪录片在国外参赛时，人文 题材的小故事作品也最为外国评委青睐。不管从“叫好”的角度还是“叫座”的角度，小题材纪录片似乎都占据了当前纪录片 的大市场。

　　在中国，只有当纪录片栏目出现后，普通人的纪录片热情才真正被激发。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曾经创下36 ％的收视率，全国第一个纪实频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至今仍然坚持着纪实节目的创作和播出。

　　纪录片栏目的出现无疑大大推动了纪录片的发展，但陈晓卿认为，对于纪录片来说“栏目化是一把双刃剑”，栏目为 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出口，有的纪录片在业界已经很有影响了，但如果它没有与观众见面，也是不完整的。但是，纪录片的魅力 就在于作者的个性特征和非政府的立场，如果要把它当作公共物品在公共媒体中播出，个性会被减损，所以，不少纪录片在播 出时已经妥协。

　　另外，纪录片节目与一般的节目不一样，必需长时间的拍摄周期和编导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但是，电视台用管理其他 栏目一样的方法管理纪录片栏目，考虑到操作的便利，选择小题材成为必然。

　　《见证·影象志》中正在播出《时间的重量》系列，编导将90年代的优秀纪录片“加工”成反映“变迁”的新节目 。陈晓卿90年代的作品《远在北京的家》记录了安徽姑娘在北京的生活，十年后，摄制组再次寻找她们，十年的经历，让当 初同样单纯的女孩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折射出社会的变迁。这些题材虽小，但观众反响强烈。

　　《见证》曾经也尝试过制作大题材的纪录片，今年播出的《房子》《车子》正是试图反映社会变迁的作品，但制作者 说“从观众的反映来看，并不成功”。

　　陈晓卿也制作过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作品，比如《刘少奇》《朱德》。但他不否认，对于观众来说，这些被叫做“文献 纪录片”的大题材的纪录片收视率不理想。他在接受新闻学者吕新雨访谈时坦白地指出：“我觉得我们现在文献纪录片的通病 是，把文献纪录片当作精英人物的历史，没有波澜壮阔的社会，没有生老病死的悲哀。”

　　制作优秀大题材纪录片是很多纪录片制作人的梦想，它代表了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但中国的大题材纪录片离“叫 好”和“叫座”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侦探、猎奇或艳遇：故事的吸引力

　　一个模糊的人影在昏暗的空间里奔跑，晃动的镜头紧紧跟随，鬼魅的电子音乐营造出紧张和神秘莫测的氛围，影片的 片名是“捉一条小鱼”。

　　这是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小男孩用图书馆的电脑攻击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络的故事。史伯恩对这 样的表现手法很是满意：“我们不是从学术角度讨论人类的下一场战争在哪里进行，而是用一个13岁小男孩的故事告诉观众 。这部影片很显然是制作人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它之所以会吸引人们的目光，是因为它像警匪片一样设置悬念，人们会去猜测 主人公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一种全球共同语言。”

　　国家地理频道和探索频道(Discovery)是国内观众比较熟悉的国外纪实频道。

　　与国内纪录片风格截然不同的是，这些频道制作的影片，更加重视如何激发观众的收视热情，为了获得观众，可以动 用任何技术手段。国家地理频道曾经热播的纪录片《寻找阿富汗少女》，外界传说制作者为了寻找那张著名肖像的原形，甚至 动用了FBI。对此，史伯恩澄清说，他们只是在寻找中使用了虹膜辨别技术，这个技术是由FBI发明的。

　　“西方观众越来越缺乏耐心，一旦节目里出现间歇音乐，他就会换频道，所以我们很注意纪录片的节奏。”国家地理 频道非常注重了解观众的喜好，他们甚至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动画技术，史伯恩说：“新技术的质量可能不如传统的制作方法 ，但我们尝试创新，让年轻人了解，我们除了动物类节目，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史伯恩认为，他们的纪录片应该归于娱乐的 范畴，而不是科教的范畴。

　　Discovery国际电视网总裁慕珂女士也表示：“纪录片也要讲娱乐，Discovery要让观众看到故事 。”

　　慕珂女士有20年的电视工作经验，她发现，运作商业电视，要使电视节目吸引观众，要让观众选择自己的频道，最 重要的是“故事性”。“故事性不会削弱纪录电视要表现的严肃主题，娱乐性是让严肃主题接近观众。你得先让人愿意听你讲 故事，你才能把故事讲给他们听。”

　　在史伯恩看来，一些国家的本土纪录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受到本国观众的喜爱，但他们还很“封闭”。“法 国是一个典型，他们的纪录片有很独特的风格，但很难卖到欧洲其他国家。日本也同样，他们有制作精良的影片，但只适合本 土，在别的国家没有销路。中东也是，以色列的影片非常出色和有趣，但无法引起西方观众的兴趣。”

　　现在，一些合作项目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观念输入给东方制作人。探索频道亚洲电视网联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连续 两年举办“新锐导演计划”活动。按照计划要求，制作人提交的故事“必须对电视观众富有娱乐性、具有个性鲜明的人物、紧 凑生动的情节或是正寻求出路的冲突”。

　　《绛州锣鼓》是2003年“新锐导演计划”的作品，在2003年亚洲电视大奖评选中获奖，导演周洪波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这个活动，改变的是中国纪录片导演的思维方式，不再以我们固有的观点和角度操作，而学会以国际化的思路拍 摄纪录片。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如果你希望和国际接轨，能拍出涉猎更广泛、思路更开阔的纪录片，那么参加新 锐导演计划无疑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

　　国家地理频道(国际)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联合创立了“纪录片基金”，委托亚洲的制作人制作纪录片。《龙在武当 》就是基金会项目中的作品。电影《卧虎藏龙》在西方国家的风靡，使国家地理发现了中国功夫对于西方观众的吸引力。在这 部由中国导演制作的纪录片中，道教建筑、中国功夫和山水风光透露出浓浓的东方色彩，但影片不仅仅讲宗教和功夫，而是以 一个习武的12岁小女孩的身世作为故事的主线，小女孩说她习武是为了杀死继父，故事就从这个带着血腥的悬念开始。

　　“小女孩的故事打破了文化的隔阂，观众从中开始对人性的探讨。当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观众也了解了道教和 中国功夫的知识。”

　　当DV加入纪录片：个性化的魅力

　　《房东蒋先生》，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一时成为街谈巷议。尽管这是部小制作的DV，但不同的观众，在片 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看问题的视角：有人看到了钱，据电视台工作人员说，自那位60多岁、拥有530万元人民币动迁费的 单身男人蒋先生出镜后，电视台不断接到希望联络蒋先生的电话，一律女声，或暗哑苍老，或婉转莺啼；有人放不下那栋如今 已不存在的老花园洋房，占地500多平方米，上下三层17间房，宽大的木楼梯扶手有雕花纹饰，而且地处上海黄金地段— —巨鹿路近茂名路附近；有窥视癖者看到了暧昧，一个年轻的现代女人住进一个富有的单身老男人的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称呼 从先生到那个老头，最后变成蒋叔，女人在男人的嘴里，变成了我的姑奶奶；而那些在网络上不厌其烦参与北京人上海人论争 的“好战分子”，则在片子中都分别找到了自己的论据——一个谨小慎微、不放弃精致的上海男人，一个粗大马哈、大大咧咧 的北方女人。还有喜欢DV本身的，跳出界外，看到了上述镜像中能看到的、以及镜像中看不到但能够回味到的一切。

　　DV的出现似乎再次开启了一个纪录片的新时代。

　　这部纪录片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梁子的作品，作为一个摄影师，DV可以算是她的“玩票”之作。观众用“有趣”来 形容这部纪录片，让观众感到有趣的首先是片中的主人公，他历经1949年父亲离开大陆、1960年母亲带着弟妹离家、 “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改革开放后又落实政策回到18年没有见过一面的老房子、如今又面临动迁、将要永远离开自己生 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老房子，这样一个独守着一幢洋房，保持着“老克勒”式的生活方式以及长期孑然一身形成孤僻性格 的老头，本身与大多数上海人经历的现实有着一种错落与交汇。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还有纪录片的表达方式，梁子几乎成为片中 的另一个角色，一个从小在部队长大、有男孩硬朗之气的北方女子，他对蒋先生的描述是“老是唧唧歪歪、什么都那么死讲究 。”老人对这个北方女子的看法是，“你为什么不用香水，女人是不可以不用香水的。遇上你这个姑奶奶，我也没有办法。” 这样两个人在一所行将拆迁的上海老洋房里，发生语言上的冲撞，产生彼此的牵挂，极富有戏剧性。梁子跟其他个人DV纪录 片制作人一样，在技术上是存在局限的。尤其是后期的编辑，需要完整的思考与深刻的逻辑把握。梁子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的编导干超完成了《房东蒋先生》的后期制作。

　　据干超说，梁子交给他的DV素材带子有很多。起先，他只是在有空的时候看一盘，看一盘。但后来发现这些素材很 有意思，会让人对片子中的人物产生牵挂，片中两个年龄、性格、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形成的对比与戏 剧性，令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梁子在片子中一派没心没肺的样子，让老人寥落的空房子有了生气，而干超在后期补上的背景材 料以及因为原带声音效果差而用配音方式补上画外音，以体现老人的内心独白，虽然有极强的文人气，但增强了叙述的故事性 ，拓展了片子的意境。

　　《房东蒋先生》参加今年的“金鹰奖”评选，也同样没有获得评委们的认同，对于一个需要作品表现积极向上精神风 貌的国内大赛，评委们认为，《房东蒋先生》“不适合本次大赛”。干超猜测，纪录片没有拿奖，可能是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 蒋先生这样的故事，而不是因为片子本身的缺陷。最近，《房东蒋先生》终于得到了属于学术奖项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 研究委员会年度纪录片大奖。与而像《房东蒋先生》这样由自由作者和电视台栏目合作完成的纪录片，可能是一种弥补缺陷的 方式。

　　对《房东蒋先生》的评价见仁见智，但自由制作人的DV作品已经不能被忽视，由于数码技术在摄像中的应用，拍摄 纪录片不再是电视台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特权，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拿起DV拍摄。

　　在专业人士的眼中，DV的出现不仅仅是让纪录片的拍摄队伍壮大这么简单，更加重要的是，DV的加入改变了传统 纪录片的形态。

　　“每个片子都应该有不同的风格，DV的出现给人平等对话的感觉，过去使用大机器，总会让人感觉不平等，隐藏在 机器后的人实际上遥控着镜头前的“表演”，生活成为一种“表演”。DV让创作者可以进入采访者的生活，使拍者与被拍者 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干超说，《房东蒋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像梁子这样的自由拍摄者，他们对人，对变化充满好奇。他们没有节目播出的压力，创作者完全出于挖掘的欲望， 把自己投入到生活中。”干超觉得，像他这样的“体制内”人，与生活有距离。

　　在欧美，“纪录”是一个形容词，纪录片的概念非常宽泛，不单纪录片是纪录，故事片也可以用纪实的风格，包括“ 真人秀”，包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有一种观点，西方已经进入到“后纪录时代”。

　　干超认为，我们还处于纪录片概念比较单纯的年代，DV的应用可能是一个开端，会带来纪录片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 ，但谁也不能保证，它不会被大众媒体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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