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翻转的布景

　　那还是在6月初的诺曼底之行行将结束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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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午后，我在看完盟军登陆的最后一个“Utah”海滩后，带着被各种新鲜事兴奋起来的神经和辘辘的饥肠，离 开大西洋，沿着名为“解放之路”的913省级公路，向内陆进发。在两个著名的盟军空降点马德莱娜村和圣玛丽杜蒙村之间 ，我看到路边有一片小树林，便开了进去。在法国公路边，常有这样的为旅人提供方便的歇脚点，一两张野餐的桌子，扔弃杂 物的垃圾桶，一片树阴，足矣，却常常是路人留下旅途温馨记忆的所在。我停靠的这个歇脚点有相当浓密的林子，把公路的喧 闹全部隔开不说，还把三张野餐的桌子也一一隔开，以致每张桌子就像设在一个天然的绿色沙龙里。

　　我选中最浓郁的那一“间”坐下来，吃我的三明治。四周静极，只有阳光斑斑点点地穿透枝叶，在微风中舞蹈。刚才 在海滩上、在马德莱娜村那种无论你有多少心理防御都会卷裹你的兴奋，就像微汗一样慢慢落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老人缓缓走进林子。我完全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四野并

　　没有一间农舍。我也不相信他会走到我身边，法国人有别于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不喜欢打扰人。但这个身穿连身工装 裤的诺曼底老农，正一步步走近树林深处的这张野餐桌。他嘴里叼着一支细长的雪茄，银白色的头发上扣了一顶藏蓝色的鸭舌 帽，这种帽子如今只有老古董才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带着一丝似乎已经固定在表情里的狡黠的微笑。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巧合，安排他在这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好像我全部的诺曼底之行，需要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 人物来画上一个句号，或者说拉出一个长长的问号，引出以后的东西。

　　他的出现完全有别于我在海滩上或村子里找一个当地的老人采访一番，这就使我至今回不过神来，要不是相机不离手 的我当即抓拍了他几张照片，他的出现和离去，只在吃一个三明治的时间里，真的好像并未存在过一样，只是我的某种意念。 但那确实非意念所为。好奇妙的一天！

　　我们聊起来，他并没有什么事——如我最初推断的那样——请我帮忙，他只是闲来走进这片林子，遇见了我。我自然 是问起诺曼底登陆“庆典”的事，以为他会像我在“庆典”现场遇到的法国人那样，按某种已经定好的基调回答我。因为我发 觉，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人都有意识无意识地监督自己的思想，让其不超出当时当地通行的某种基调。我们时常惊讶历史上 有时出现那么长时期的蒙昧状态，我们总是在事后想，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事实上只是那个“基调” 在作怪。

　　而这个老农恰恰是不遵守这个“基调”的人。我这样写，也许让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以为这是我为下文做的一个有意 的情节安排。事实正相反，是这个百分之百的巧遇，安排我做了其后的事。

　　“我们其实并不这么喜欢美国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专注起来。诺曼底登陆时他才四岁，母亲靠给美国大兵洗衣 服，赚一些食品。“我们在盟军炮火下遭的罪，甚于德军占领时期。”“美国人来了就不想走了”，老头儿继续说，“要不是 戴高乐将军把他们赶走，今天他们还在这儿呢。”老头儿眼里，德军、美军差别不大，都想吃法国这块肥肉。我听了心惊肉跳 。老百姓眼里自有另一套历史观。

　　“你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好像是这里的主人，从德国来参加庆典的美军跑来跟村长说要征用这块地、那块地。这里 又不是伊拉克。”

　　“你们村里的人都如你所想吗？”我问。

　　他说：“当然。”可我在村子里听到的全然是另一种说辞。我望着这张诚实的脸，心想若是刚才在马德莱娜村的小广 场上遇到他，他也许也免不了另一套说辞，场景的需要嘛。

　　我为了赶路，匆匆与他告别，竟然忘了问他的名姓。他就这么出现又消失，倒也翻转了一下布景。战争对于普通老百 姓来说，正义往往并不说明什么，倒是苦痛是实实在在，忘不掉的。而后者恰恰是最被忽略的。

　　同一段历史

　　我在离巴黎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略向南边偏下去，停在卢瓦尔河支流卢瓦河畔的蒙托瓦镇。一个十分平常的小镇， 没有名胜古迹，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史。只因为六十四年前的一次握手，让它从此蒙羞。

　　我在镇边与田野交界的地方，找到了这个几乎决定了法国人命运的小火车站。除了两翼被拆除，车站主楼尚在，也就 是二层民居一般的小楼。新近粉刷过，白煞煞地兀立在那里。当年的三条铁轨只剩下一条，因为一列旅游小火车要通过。希特 勒与贝当握手的那个月台已消失在荒草中。那一天是1940年10月24日，一个星期四。距巴黎沦陷仅四个月。

　　从法国中南部“自由区”临时首都维希市坐汽车赶过来的贝当元帅，18点，来到火车站前。他一左一右由德军最高 司令凯特尔和德外交部长里本特洛普陪同，走向希特勒专列“Erika”停靠的月台。希特勒已站在月台上，先向贝当伸出 了手。四名希特勒的御用记者，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师，一个摄像师，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握手。

　　“一路旅途顺利吗？”这是希特勒向贝当发出的第一句话。

　　其后约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在“Erika”上举行。值得记取的是其中两句对话：

　　希特勒：“你们愿意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工作？”

　　希特勒的翻译将德文里的“工作”译成了法文里的“合作”。

　　贝当表示原则上同意。

　　从这天起，“停战”变成了“合作”，这个小小的名词，在其后的四年中，不知掀起了多少仇恨，不仅仅是法国人对 德国人的仇恨，而是一批法国人对另一批法国人的仇恨。在外部一股强大势力的压迫下，有些民族更加团结，有些民族马上分 裂，合作者在一个极端，抵抗者在另一个极端，中间是沉默的大多数。多少只在理论上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通过这次握 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在此前一天，希特勒乘坐“Erika”在西南部法西边境的昂代见了佛朗哥，那个刚刚将赤色的共和派杀个精光 的西班牙独裁者。与贝当握手四天后，也就是10月28日，希特勒的专列停在佛罗伦萨火车站，与墨索里尼会面。这一番斡 旋，让一年来样样得手的希特勒头脑发热，就在十来天后，他命令总参谋部草拟一份进攻苏联的计划。

　　我站在空无一人、并且也已不存在的这个“月台”上，想到的是，悲剧从来不会在中途停下来，它一定要走到底的。

　　我离开已成半片荒草地的车站，走进候车室。火车站早在很久以前就停止服务了，候车室作为一个售票点得以保留下 来，如今已改成一间小小的博物馆。我从“车站”唯一的“乘客”，那个热情的女馆员嘴里得知，小博物馆刚建了一年都不到 。这让我颇为惊讶。

　　“你知道，我们一直背着‘耻辱之镇’的包袱，战后几十年，大家只想快快忘掉。当年选中这里，是因为希特勒要南 下西班牙，要西进意大利，这里离维希亦不远。更重要的是附近有一个长长的铁路隧道，可以防空袭。不过蒙托瓦镇的人就此 进入了历史。‘元首’的到来曾使他们‘倍感荣幸’，后来又恨不得无人知晓……”直到今天女馆员还说：“有人问我持什么 立场，我保持中立。”

　　我们常常觉得别人的历史要比我们自己的历史容易消化得多，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想起六十四年前六月大溃败时，拥堵在通往西海岸各条公路上的逃难的人流。1940年6月 8日，从巴黎开向西海岸的火车还大致准点；到了6月10日，火车开到西部重城雷恩已误点十八小时；11日，干脆完全没 有火车了。从中可见溃败之迅速。

　　整个6月，半个法国的人都在外逃，谁也不知道逃向哪里。最早看到逃难过来的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法国北部的人还 只是怜悯地看着他们逃命，没想到这种命运落到自己头上的速度如此之快。这种整村整村空掉的景象，要上溯到第一次十字军 东征才看得见，那时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这一次却漫无目的，只知向南、向西。

　　成千上万的巴黎人挤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长长的人流一直将尾巴甩进地铁里，他们从天明等到天黑，就盼望能弄到 张车票，哪怕挤在货车上。

　　政府官员全都逃往西南部的波尔多，全国唯一还有组织的是一伙伙盗贼，趁火打劫。银行里的储蓄几乎被提空，不知 前途何在的人们，揣着现款逃命，结果一路上被骗被抢。装着几百万国库现钞的飞机被英军飞机误击，无以数计的钞票如雪花 般在田野上飞舞。

　　1940年6月11日，因为战斗已挽不回败势，为了巴黎城不被摧毁，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很多年 后，不知多少法国人为此庆幸，那时投降的屈辱只在历史学家的纸笔上顽固地滞留着，多数人眼里看到的已是巴黎比柏林、伦 敦要合算了许多。

　　14日凌晨，第一批德国机械化部队从北边的圣德尼斯像潮水一样涌进巴黎。少数没有逃走的巴黎人在他们虚掩的百 叶窗后面，惊恐地看着这支有如末日审判的军队，旁若无人地开进了他们的城市。

　　早晨8点，两个德国军官走进巴黎警察局，让留守的局长交出外国人、间谍和共产党员的档案。与此同时，德国人开 过亚历山大大桥，占领了残废军人院。9点45分，凯旋门上的三色旗，被德国旗取代，占领军的庆祝仪式开始了。

　　这一天，不知多少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凯旋门前留了影。这可能是历史上一支军队最短暂、最影像化的笑容，四年以后 ，站在这里留影的便已是盟军的官兵。前一支被打败的军队留下了约二十万法德混血儿，战后这些无辜孩子的不幸命运，在凯 旋门前留下的笑容里还丝毫洞察不到。后一支军队也在他们胜利的烟尘中卷裹了一堆破碎的心，和一批无父的婴儿。1945 年，成千上万的法国女人登上横渡大西洋的邮轮，嫁给了美国大兵。这使我联想到80年代我那些大学女同学，熬不住也就是 十年的物质匮乏，纷纷投向西方男人的怀抱。我从中得出不管什么样的征服者，在情场上都是胜利者的结论。此是题外话。

　　6月17日，就在欧锦赛法国足球队迎战克罗地亚队的那个傍晚，我在黄昏时分来到巴黎市政府广场。到的时候，比 赛已经开始了，广场上巨大的电视屏幕前，站满了人。沉静与喧哗伴随着每一次球门前的拼杀。望着涌动的人头，我惊异于今 天欧洲人的爱国情绪几乎只在足球赛时才集体喷发一次。六十年前的爱国狂热远比足球赛走得远。六十年的确改变了很多东西 ，那个年轻的理想主义的欧洲已经不复存在。

　　我在人海中穿行，听着年轻人的喘息和欢叫。一个民族集体吞咽痛苦的能力是如此之强！我不禁记起一首法文歌曲的 唱词：“我们是否经历的是同一段历史？”

　　我想到1940年的6月17日，这一天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战败的尘烟中崩塌，总统保罗·雷诺辞职。这个文人总 统在这种时刻显然太优柔寡断。几天前，他把法驻西班牙大使、一战的老英雄贝当元帅召回来，又把年轻的将军戴高乐提拔进 政府作副国务秘书。他尚不知道此举便意味着，他彻底走下历史舞台，以后的历史将由这两个人去书写。

　　但1940年6月，戴高乐是孤家寡人，保罗·雷诺支持他，但没有他那么决绝，当时的德国是那样的不可一世，除 了一两个天才，人的肉眼真的难以穿越那层绝望的浓雾，看出未来的某种转机。何况英国人并没有全力支援法国，它把飞机留 给自己可能的本土作战；罗斯福给保罗·雷诺的信上，也只是对未来的许诺，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尚未遭遇珍珠港。戴高乐可 以远走伦敦，保罗·雷诺走不了，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逃难的路上，他们可到不了伦敦。

　　八十四岁的老贝当站出来，法国已没有退路，只能求和。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他那边。事实上是四千 万看不到一星半点希望的法国人选择了贝当——他们在一时一地的救星。

　　保罗·雷诺说：“你们把希特勒当成拿走我们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那个老绅士纪尧姆一世，而其实他是成吉思汗。” 谁说这句话不具有预言性？不管我们怎么看，在欧洲人眼里，成吉思汗差一点毁灭了欧洲文明。

　　但在历史关键的时候，温和派永远是靠边站的，人们集体欢呼的是极端派，好像那样一批人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 望，而非更大的痛苦。不幸的民族往往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40年6月17日和18日，有两个历史性的讲话。17日的是贝当发自波尔多的讲话，18日的是戴高乐发自 伦敦的讲话。前者的听众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国人，后者的听众恐怕最多只有百分之一。1944年后审判通德分子时，正式 或非正式的法官每每会问那个处在被告席上的人：“6月18日那天你没听到戴高乐将军的号召吗？”

　　命运选择那些选择的人，但并不因此放过没有选择的人。

　　1940年6月18日那天，戴高乐被多数人视为疯子，如果说他天才般的预言被历史记住了，他的同胞当时却远远 没有听到，更不屑一顾。

　　六十年前，这个广场上也聚满了人，一次是1944年4月贝当从维希来巴黎，广场上站满了欢呼的人群，“马赛曲 ”在空中回荡。这一天，据记载，约有两百万人上街欢迎贝当元帅。四个月后，戴高乐从伦敦来巴黎，也在这个广场上，人群 欢呼的场面一模一样，也有两百万人上街，只是欢呼的对象变了，历史的背景变了。当时巴黎的人口记录也就是两百万，除非 上帝之手在几个月中将全城换了血，否则其实是一群人。同样的一群人！

　　一直要等到戴高乐和盟军的胜利，以及这一胜利的火车头后面拖带的无以数计的无名的牺牲者、毫无英雄事迹可歌的 毁灭的城市，这一页历史才被翻转过来，17日的讲话被18日的讲话取代，6月18日成了历史性的一天，法兰西重生的一 天，将40年和44年连在一起的一天。历史如果还有真相的话，它永远只能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影响新的解释者。

　　选择与没有选择

　　我离开市政府广场沸腾的人群，过河来到西岱岛上的司法宫。1945年，审判贝当的地点就在这个司法宫。此刻宫 门紧闭，除了三两游人，巴黎人不是在看足球，就是在餐馆或电影院。

　　审判贝当的那天这里可是热闹非凡。贝当一言不发，旁听的人一个劲为他的辩护律师喝彩。法官气愤地大叫：“这个 厅里怎么全是德国人？！”

　　聪明的戴高乐并不想审判贝当。他知道，审判贝当就意味着四万抵抗战士审判四千万合作分子。但贝当被瑞士政府送 回来，就不得不审了。死刑是要判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要翻过去，终要有一个戴罪的人。但赦免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左派 右派间的内战还要打下去。

　　罗伯斯比尔在法国大革命时说过：“不砍掉路易十六的头，不足以证明革命的胜利。”

　　那么不审判贝当，也不足以证明戴高乐的胜利。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老贝当在被流放的那个大西洋的小岛上，居然活到九十五岁。死后就葬在岛上，墓碑朝向大陆。戴高乐也葬在家乡的 小墓地，安安静静地留在巴黎东部两百多公里处的一个小村里，远离先贤祠，不过这是他的选择。贝当已没有选择。

　　离开司法宫，过圣米歇尔桥，就是圣米歇尔大街。已是掌灯时分，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满是人。他们或聊天或看着马路 。但2004年不是1944年，他们注定看不到什么，街头的激情已经绝对稀有，除了拥吻中的少男少女。

　　我们来看看让-保罗·萨特1944年夏季作为《战斗报》特约记者写下的一段话：“我是在圣米歇尔大街的最下端 (应该就在我此时站的这个位置)，遇到了那个让人心酸的队列。那个女人五十岁左右，头发并没有被全剃光，几撮毛发垂在 肿大的脸上。她赤着脚，一条腿穿着长筒袜，另一条腿裸着。她慢慢地走，头从左晃到右，嘴里轻轻地重复着：‘不，不，不 ……’战后的集体清算最容易的目标，就是这些为爱或为钱和德国人睡觉的女人。外敌刚走，内战便打起来了。”

　　我想起蒙托瓦小火车站那个女馆员跟我说的话，“德国人对我们的伤害，不如我们自己人对自己人的伤害。”这只是 躲在历史一角的轻轻絮语。

　　顺着圣米歇尔大街，很快抵达与之交会的圣日尔曼大街。从1940年6月拥堵在这两条大街上逃难的人，我又想到 1944年8月另一批逃难的人。此逃难已非彼逃难。此时全法国已是一片欢乐的“马赛曲”，投降、合作的一页已由一小部 分人的牺牲翻过去，随之翻过的是祖国对这另一批人关上的大门。他们或为自己的理想、或为自己的罪恶、或为自己的愚蠢， 站到了另一边。他们在1944年夏末像过街老鼠一般往东北部德法边境奔逃，方向与四年前奔逃的人群正相反。

　　写出《在黑夜里漫游》的大作家塞林纳也夹在这股人流里。这些人知道德国只能是暂时的目的地，等待他们的将是最 后的审判。

　　写到这，恐怕只有一句话是最好的结语：没有永远到手的东西，只有永远被追求的东西。和平和其他许多东西皆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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