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汪玉凯
随着黑龙江省前政协主席韩桂芝的“落马”，人们曾议论甚多却扑朔迷离的一张吏治腐败“权力网”渐浮水面。对于
这个经营多年、编织严密的“权力网”，目前已经可以理出的线索和事件包括：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自1995年上任以来，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绥化市包
括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包括原市长王慎义都卷入了马德案，涉案人数多达260多人；
——2003年9月，全国人大因严重违纪等解除了原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的职务。据报载，曾在绥化市权倾一时、
后又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的田凤山出事肯定与腐败有关，而这最可能就是与马德的买官卖官案或者哈尔滨国贸城的腐败有牵连。
近日北京已有媒体披露了当年马德、田凤山构筑权力磁场的一些事实；
——2004年上半年，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因司法“审判不公”再度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质疑的黑龙江省前政
协主席韩桂芝，虽被证实不是撞人者的亲属，却带出了被认定是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腐败案件。尽管目前这一案件的“内情”
尚不得而知，但普遍认为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副书记的韩桂芝，也难与马德的腐败案脱离干系。
——就在韩桂芝及其一家六口被“双规”审查期间，曾任绥化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的
赵洪彦也因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被判刑。
笔者罗列黑龙江省的上述腐败案件，不是想无端地在这中间找到什么不存在的联系，而是想通过已经显示的种种蛛丝
马迹，尽量再现这个经过数年以来以买官卖官为主要特征的、建国以来全国最大吏治腐败案后面的真实场景。尽管对这种场景
后面的细微末节以及和各种权力系统复杂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或者永远也不得而知，然而，仅从已经披露出来的犯罪事实
看，已经使国人“大长见识”：在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有数万名党政工作人员的地方政府，买官卖官竟然蔓延、泛滥
到如此严重地步，而在表面上又那么冠冕堂皇，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严格的程序、步骤”选拔任用私人、亲信，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黑龙江绥化的吏治腐败案，是这样一个典型“标本”：它几乎演绎了当今中国吏治腐败的全景观，即买官卖官，前“
腐”后继，边晋升边腐败。有人说，衡量一个地方的腐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最主要的应该看两个指标，一是司法是否腐败
了；二是吏治是否腐败了。如果这两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败，那么，权力、金钱、社会等腐败是必然的。其实我们从黑
龙江绥化的吏治腐败中，也能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吏治一旦出现严重的买官卖官、前“
腐”后继、边晋升边腐败的话，这就标志这个地方的吏治腐败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了。
从上面提到的那些曾经在绥化权倾一时的官员后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升迁路线，大体可以看出，绥化市马德肆无忌惮地
买卖官职，决不是从他那里开先河的。有媒体报道称，最初马德就很不服气地说过，绥化卖官又不是从他开始的。这足以说明
，这里早已培植起深厚的买官卖官的土壤；而那些敢于买官卖官的掌权者并没有因为买官卖官而丢官，反而是继续升迁；这样
的“示范效应”对后来的前“腐”后继者，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对下卖官，才有资本对上买官
；只有敢于对下卖官，才有可能买通上级更重要的官，从而自己当上更大的官。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绥化能够演绎出如此“完
整”的触目惊心的吏治腐败“独特景观”的原因所在了。而事实上，田凤山、赵洪彦、马德、韩桂芝等权贵们，不是大体都沿
着这样的轨迹走下来的吗？
当然，黑龙江绥化买官卖官案是个非常典型的个案，我们绝大多数党政机关，整体上仍然是好的，即使存在一些问题
，也不至于泛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类严重的吏治腐败案件，决不会仅在绥化存在，问题是我们现有
的纠错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或多大范围内能够及时地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并给予严厉的惩治。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我国现行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严重考验。我们注意到，新一届党中央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巨大努力，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
举措。其中的许多制度，几乎都是朝着对官员特别对高官的监督控制而来的。关键问题是，除了已经采取的举措，还有没有从
更深层面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目标，换句话说，靠现在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架构，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对国家权力主体——人民
群众做出的承诺：即保证党政机构、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创新遏制吏
治腐败的制度框架。在笔者看来，这一制度框架也可能有多种设计，但是把更多的官员选拔权向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这里倾斜
，也许是最有出路或者最有成效的选择。(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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