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上海师大历史系博士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王小波和林达对一代人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所大学。原以为这句话会遭到普遍反对，没想到它
在网上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甚至还有一些网友批评我高估了中国大学的作用。林达夫妇的《龙应台“当官记”》分三次连载
于《外滩画报》，它通过“一位批判知识分子就任政府官员”的个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也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
我们固然应
该赞赏体制外的批判者，但也不应菲薄体制内的建设者。
林达夫妇的观点似乎与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针锋相对，即“知识分子天生是体制的敌人”。我却认为两者并无根
本的冲突，林达所谓的“体制”主要指知识分子的外在身份，而后者主要指僵硬陈旧的内在精神。一个在野的知识分子完全有
可能是潜在的奴隶主，一个在朝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推动着渐进改革。如今一些边缘知识分子，喜欢以体制外的身份全盘否定
体制内的一切，试图证明自己的道德纯洁性。其实他们恰恰忽视了两种“体制”的区别，把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身份挂
钩，发明了一种“新型血统论”。
这种血统论坚持“新版两个凡是”：凡是体制内的我们都反对，凡是体制外的我们都赞成。它与我们熟知的“旧版两
个凡是”殊途同归：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按照这种逻辑，不管龙应台干了什么，她就任
政府官员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她的堕落；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哪怕什么都不干，他的束手旁观也可以被誉为保持独立性的
壮举。在消极自由无法得到保障的年代，这种说法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需要努力争取积极自由的年代，这种说法就有些幸灾
乐祸的感觉了。
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批判体制，这不足为奇；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果还能继续保持对体制的反思，那才是真正
的批判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新型血统论”和“新版两个凡是”并不指向什么道德纯洁性，而是指向“道德洁癖”。不少知识分子为
了证明自己的高尚一定要将周围的人们看作低人一等者，他们把“体制”当作“种族”。这与一些独裁者的思维模式并无两样
，比如希特勒为了证明自己是优选者，就一定要把犹太人指认为劣等民族。当我们说什么“出淤泥而不染”、“众人皆醉我独
醒”时，一定要小心翼翼。哪怕你真的是“一尘不染”或“醒着的新青年”，也不要轻易地认定众人都是烂醉的淤泥。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