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青时 我狠狠地抽了一支烟

　　本报记者韩雨亭

　　陆川，现年32岁，一个彻头彻尾的电影理想主义者。剧组的权威与核心，不仅负责电影的艺术生产，还要照顾与调 动剧组成员的生活、情绪等问题。每一天剧组出发，他都会准时在车上放一盘许巍的带子，其中的一首《完美生活》经过他的 强力推荐后，几乎成为了《可可西里》的“剧组之歌”。

　　陆川很少批评演员，对于表现不好的，他通常用沉默和失望的眼神来表示不满。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操蛋的人， 对于自己的工作伙伴，如果我察觉他们没有能力去做事，或者工作态度不好，我就会特别愤怒，觉得他们是废物，甚至连朋友 都没得做。”

　　电影收工后刚回北京的一个月里，陆川的手都不能握紧东西，有时候写文章老抓不住笔。同时，他开始觉得自己在这 个大都市里找不着北了，有点恐慌。每次去书店，他都感到很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并非来自对知识的恐慌与压迫感，而是开始 质疑那些写书的人。陆川说：“我去可可西里，不是一个城市人去荒漠猎奇，而是觉得自己像盐巴一样掉到水中，立即与那个 环境融为一体，那种感觉远比都市舒服。”

　　时代人物周报：当你真正走到现实环境中去拍摄《可可西里》时，是不是与开始的构思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甚至是 冲突呢？

　　陆川：的确有很大的改变与冲突，原来的《可可西里》无论从故事结构还是情节上，都显得更甜一些。也就是说，更 加注重于歌颂好人好事，在构思上甚至都有点像孔繁森。但后来，当我们这群人走入可可西里去捕捉这些线索时，却发现它无 论在现实情景还是逻辑推理上，都与我所构思的有很大出入，甚至发生了很多方面的冲突，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现实比我们 预料和想象的更加深刻，更加无情，也更加惨烈。

　　时代人物周报：在电影正式投入拍摄之前，你去过几次可可西里？

　　陆川：两次。

　　时代人物周报：这两次是启发了你进一步深入的欲望？还是因为与你预料的不一样，而感到失望？

　　陆川：失望倒没有，但是我认为拍电影本来就是一件“苦差”。比如可可西里那些在我脑海中的传奇和概念性的东西 ，都在现实中被击碎了。但是既然电影马上就要开拍，我所能做的是进一步删除、改进与完善它。到了可可西里之后，我一直 在问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与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些答案到现在我都未能找到。

　　当拍摄更深入了，而我们也必须面对可可西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时，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比如，我为 什么要这样过？为什么要选择导演这个职业？我想那未必仅仅凭热爱吧。绝对有另一只手在推动着你，去干每一件事与做每一 个决定。在一种莫名的力量面前，如果我非说我是因为太热爱导演这一行当而走到今天的，那绝对是没有经过现实考验的一句 话。

　　时代人物周报：听起来的确有点玄乎，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与你此次可可西里之行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更细 一点说，与出车祸和人命有很大关系？

　　陆川：对，有很大的关系。但就电影的风格来说，可能内涵比这些事情更为复杂。当我去了可可西里之后，发现现实 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我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但《可可西里》本身没有过多的复杂推理，它的线索很单 一，其实就是旅行，而在旅程中，不断有人倒下。

　　时代人物周报：其实，《可可西里》剧组也与这部电影一样，经历了同样严峻的考验。

　　陆川：对，剧组一共走了3000多公里，换了四个主要的拍摄场地。其中最艰苦的是在“五道梁”，当地人俗称“ 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它与青藏铁路很近，一般只有巡山队员与修路工人出没，所以特别宁静。我都觉得，我们的到来 破坏了那里的安详与可怜的植被。但是，那里的环境太过于恶劣了，就连经常去那里的司机都感到头痛欲裂，更别说我们这些 内地去的。剧组一共在那里住了20天，我一共瘦了20斤。上山的时候，大家的脸都肿得发胖；下来的时候，又都瘦得像只 猴子，一摸都是骨头。

　　时代人物周报：的确，挺难得的一次经历。电影收工后，你的情绪怎样？

　　陆川：拍完那天，大家都如释重负。有的拿枪玩射击，有的装子弹。但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可能比较麻木了，我 狠狠地抽了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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