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纪念牌的让－保罗.萨特(上)

　　如果说有人精心策划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让-保罗·萨特。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安托万剧院在哪里

　　我要去斯特拉斯堡大街，却在艾蒂安·马塞尔站就下了车。这是相当愚蠢的做法，因为天很冷。从与寒冷的关系来讲 ，人可以分作两群，一群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御寒能力，一群过低地估计这个能力。因此马路上常常并肩而行着两类人：穿得过 多和过少的人。我要穿过整条圣德尼斯街去找安托万剧院。寒风刺骨的晚上走圣德尼斯街，很有意思，因为街上穿得过少的人 比例很高。这是一条妓女街。出卖色相的人没有把商品裹起来不让人看的奢侈，即使腊月寒冬。这条街很特别，地处闹市，但 行车很少，也没有游客。晚上走过的时候，像看无声电影一样，只偶尔有低低的说话声，从一个巷口或门角传过来。于是你看 见一对裸露的大腿，幽幽地立在风中，眼睛如果是镜头的话，向上推，你会看见半米或一两米处，那对雄性的、猫一样在暗处 闪光的眼睛。

　　有一些东西是无声的，你无法描述。多么复杂的事，当你要把它放进写作这个布袋里的时候，你都不得不把它简单化 ，让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的，变成纸上一个个只会躺在那里的方块字，这时候不绝望的人不可能是个好的写者。

　　我在绝望中去找安托万剧院。我为了写让-保罗·萨特，读的书足有一箩筐。却越往下读，越进入我上面说的无声世 界。萨特说：“天才是人在绝望时创造的一个出口。”当绝望者创造不出什么，或者人家对他创造什么根本无所谓的时候，那 就像这条圣德尼斯街一样，是一个只涌动着欲望的无声的世界。

　　“好冷啊！”很快走到了这条街尽头的旧城门前，是建了几百年的圣德尼斯门，在冷月里被黄色灯光映照得异常高大 ，在没有摩天楼的城市里，它像荣耀一样孤独，像孤独一样充满权欲。“我将独自和头顶这片空无一物的天空在一起，因为我 没有别的方式与人为伍。”萨特在话剧《魔鬼与上帝》的最后让主人公格茨这样说过。顺街右拐很快再左拐，就是斯特拉斯堡 大街。安托万剧院就在那里了。

　　“在天之灵的主啊，我宁愿让一个具有无边法力的人评判我，而不是我的同类。”《魔鬼与上帝》里的另一个人物亨 里克这样说道，“如果上帝不存在，就逃不出人的手掌心。”我读到这里能不心惊肉跳？上帝不存在，我们谁都逃不出人的手 掌心。一部作品能在一个人生命中期的时候，如此全面地隐含其此前和此后的一生，莫过于这部《魔鬼与上帝》了。全部的萨 特的影子，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找到。而面对这个人和他的影子，你还真是无法说真理在谁的手里。这部作品的首演就在这家 安托万剧院。那是1951年6月。拐进斯特拉斯堡大街远远便看见了“安托万剧院”打灯的招牌。一百五十年的老戏院。一 百年前被一个叫安托万的人买下来，从一个吵吵闹闹的戏楼，整变成实验剧院。现代意义的、为知识分子提供思考的戏剧就在 这里诞生了。很多大作家的戏剧作品在此上演过，二战后文学生涯如日中天的萨特也被迎进了这里。

　　亨里克说：“善在这个地球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上帝的意志。”

　　格茨：“不可能？”

　　亨里克：“绝对不可能：爱情是不可能的！正义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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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茨：“……我说善是可能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就在此刻，它都是可能的：我将是那个马上行善的人。”

　　当年安托万剧院半圆形的厅里回荡着这些对话的时候，萨特已经决定后半生不再游离于政治之外，他要做“那个马上 行善的人”。而冷战使他不得不选择一个立场，他选择了第三世界、无产者、穷人。对于一个从儿时便梦想做剑客替天行道的 人，不能说这个选择不真诚。他一生的矛盾之处也从这里开始。他说：“我仇恨资产阶级，这个仇恨到死方休。”当有人提醒 他来看他话剧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没有一个无产阶级，他说：“总之，我与这些来看我戏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又 说，“一个反共的人形同一条狗，我不出这个格，永远都不会出这个格。”但他又问自己：“我是不是落入了一个不可接受的 两难境地：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去伺奉真理，就是以无产阶级之名背叛真理？”

　　“这个世界是不公道的，你要是接受它，你就是同谋；你要是改变它，你就是刽子手。”这是亨里克对格茨说的话。 我惊异于一个人如此智慧地早已为自己写好了辩护词。我要说的，他都已经说过了。对一个早就说过“意识的存在与存在本身 不相吻合”(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人，你如果在他身后十年或二十年，占着时间上的一点优势，去评判他是很难的。 所以法国文化界有句口头禅：“宁可与萨特一起犯错，也不与阿隆(注：雷蒙·阿隆，戴高乐派，萨特在学界的老对手。)一 起有理。”

　　如果说有人精心策划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让-保罗·萨特。这只是我大致得出的结论，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我 在研究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几经起伏。我一开始认为这个人很天真，文学上的才子，政治上的白痴。这类对句是人们很容易下 的结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二十世纪的唐吉诃德”，从某种意义上看倒也并没有错。所以一开始萨特在我心目中的 形象是比较清晰的，我很容易就把他归为格茨这类人。但越读他的作品，越发觉所有人都被他生命最后三十年所持的政治立场 迷惑了，这是一个早已在作品里将这个世界看透，却又保有一部分几乎不可能的天真的人。谁能肯定他不是亨里克？等我读到 他后来不作为文学或哲学作品发表的诸如《战俘手记》、1974年《与西蒙娜·波伏瓦的谈话》时，我发觉他作选择的时候 心里全明白，他甚至预料到了身后被人冷落的命运。“这的确是个变化的时代，向什么方向变尚不知道，不过我们生活的这个 世界不会长久。”又，“荣誉从来不是干净的……我在战后得到的声名，使我想要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但我从来没有把这 种声名与我在后世将得到或得不到的荣誉混为一谈。那是要到死后才来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如此清醒，为什么不站在不湿脚的岸边？因为这既不符合他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我做 了选择，人想做什么就是什么”，也违背了他为自己早已策划好的人生。那么这个精心策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是伏尔泰、 雨果、左拉式的人生。这三个人都是先成就文名，然后介入政治。共同点是三人今天都在先贤祠供人瞻仰。伏尔泰以其宽容精 神，雨果以其人道主义，唯有左拉的情况要特别一点。

　　如果不自量力以“文学品尝人”自居的话，我要说，面对左拉，巴尔扎克只是个连锁旅馆的总经理；雨果只是个百科 全书的推销员；而乔治·桑更像个幼稚园老师。论眼睛“尖利无情”，感觉“苛刻刁钻”，以及人生观之“恶”，有几个能出 左拉之右。《卢贡-马卡尔家族》只有一个字，就是“恶”。左拉的眼睛是一双“吃人”的眼睛，那是不允许你有任何秘密收 藏的眼睛，那是把火热的心瞬间冻成冰块的眼睛。在他的笔下，这世界只配做个茅坑，臭气熏天，拥挤着一个比一个更卑鄙的 人，强者是混蛋，弱者是白痴。在思想上，左拉其实是个极右派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与年轻希特勒的思想倾向差不太远。 所以他若活到二战，会站在什么立场，真很难说。只不过历史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假设。这样看来，1898年闹出的犹太军官 德雷福斯事件，最大得益者自然是犹太人，其次就要算左拉了。他在最后一刻被人道主义大网打捞上岸，一篇《我控拆》让他 从此被贴上捍卫人权的标签，凭这张通行证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也算是买了一张通往永恒的单程车票。

　　要知道，没有被贴上法国大革命左翼理想标签的作家，不管文才多大，是进不了先贤祠的。所以萨特在战后选择介入 左翼政治的路，其实是他必走的。他跟波伏瓦有这样一段对话——

　　萨特：“我的确是照着这些榜样(注：指雨果、左拉等)而行动的，我早就想过从五十岁起要搞点政治。”

　　波伏瓦：“这是因为那些伟人们也搞政治。”

　　萨特：“我没有想过一生从事政治，但在我未来的传记里，应该有一段时期是政治的。”

　　也就是说，前半生他在小说和戏剧里创造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后半生他自己已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他只要演自 己就行了。1945年，他的名声在几星期内便过分地膨胀起来，连他自己也看出比例失衡的东西是危险的：“活着便被视为 一座公共纪念碑，并不是好事。”但时代显然如他所愿为他提供了机会，这个机会是烫手的。他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说 过：“任何一部文学著作都是一次召唤。”在他眼里，没有无辜的文学，文学都是在向客体的人生揭示某种东西。萨特的名言 ：“文学必须介入。”此书在1947年战后左翼思想大行其道之时掀起的狂热，的确让他“想要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 他只能去身体力行了。而他倒是达到了目的，比如他想做当代伏尔泰，这个标签还真让他拿到了。

　　1960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萨特发起“121宣言”，这个宣言号召法国士兵放 下枪杆不服从指挥。这下惹毛了政府和军人。他创办的《现代》杂志被封，老兵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枪毙 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社论的通栏标题是：“萨特，一部发动内战的机器。”法院准备逮捕萨特，但戴高乐在最后一刻说 ：“伏尔泰是不可抓的。”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此文的第二个地点。

　　波拿巴街42号没有纪念牌

　　1962年，波拿巴街42号四楼面向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的那套寓所，在一声巨响中全部被毁。这是萨特母亲的房 子，母亲再度守寡后，萨特在此陪她住了二十年。1961年右派军人已经放过一次炸弹，但那次是警告。两次爆炸之间，萨 特还在拉丁区莫贝尔广场躲过一次暗杀。看来他开始为介入政治付出代价。对他的电话监听从1968年开始，一直搞到1976 年。他六十年代以后走向极左，受右派这种极端行为的逼迫也是原因之一。我发现人只要选择了立场，就等于闭上了一只眼睛 ，而另一只睁得过大。况且代价还远不止这些。

　　人们总喜欢去抓冲在最前面的人的尾巴。萨特还真让人抓住了尾巴。这个尾巴显得特别地难割，正是因为他在1945 年以后冲得太快、太前了。可见你跑得越远你的影子也就拖得越长。本来在德军占领时期，法国绝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选择 了被迫——或心甘的——合作，真正亲身投入抵抗运动并为之掉脑袋的人，到底还是寥若晨星。因此萨特只有抵抗之心，没有 抵抗之实，倒也无可厚非。人家捉住他这个尾巴，是他1945年前的行动与其思想不合，1945年以后的过分行动又与之 前的无行动不合。何况无行动倒也罢了，他在文坛的一举成名正是在德军占领时期。1944年5月到6月，他的话剧《隔离 审讯》在拉丁区老鸽舍剧院场场爆满的时候，正是抵抗战士和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人头落地之时。他自己的解释是：“战前，对 于我们来说，参与政治，除了参加共产党，没有什么别的路。而参加共产党在我们看来毕竟还是有太多的东西不对我们的胃口 。”但这一解释对这类明显言行不符的事实，显然是不够理直气壮的。如果他战后没有跳得那么左，人们也就没这么方便从右 边抓他的小辫子。而他之所以冲得那么前，难道不正是试图纠正他战前的被动吗？这一切他早在写《魔鬼与上帝》时，就让格 茨预言了：“要么立即做，要么永远别做。输赢都是早已定好的，时间和努力都无补于事。”外人只能从行动是否如一来测其 真诚与否。他死后很快被一大堆盲目信奉者抛弃，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我则并不因此视他为投机家。我读了他那么多作品，几乎不允许我作此想。我宁可将此归入我上面的判断：他一步步 按照他为自己早已规划好的人生在走，一点都没有偏离航向。他无论如何要先成就文名。而战争给了他机会。大作家几乎都有 他们自己的战争。比如很难想象钱钟书的《围城》没有抗日战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香港沦陷；海明威的小说没有第 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不幸与幸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试想战争期间他如果介入，无非两个结局，不是战后被判为法奸，就是战 时被杀头。而没有成名的他，死也是“白死”了。他自己看得很清楚，还是在1974年与波伏瓦的谈话中，他说，1945 年“我已经肯定可以进入文学的不朽了，这就使我此后不用再操心这个问题了”。

　　下一步怎么走显然已经打好腹稿。

　　有一件事已经没有办法测试了。因为萨特没有活得那么长，他曾在话剧《隔离审讯》里让伊内丝说过：“人不是死得 太早，就是死得太晚。”那么他自己属于哪一种？1980年他逝世后，左翼理想由于在世界很多地方实践惨败，已经不再时 髦。相反，反共成了时髦，人权、普世的人道主义成了时髦。萨特阵营里的人几乎都成了急先锋。我一直在问，萨特如果活着 会怎么样？事实上他若不是喝酒、抽烟、服用大量兴奋剂，再活十年是可能的。他在1964年预言苏联将赶超西方，他说第 三世界是革命的火炬，说极左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引路人……一桩桩都没有实现。他若活着是承认判断失误，还是像他的很多 信奉者那样，把当年扔到西方资产阶级身上的罪名，以更不宽容的姿态扔到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身上？所以活得不太长也有好 处，给人家一个谜，一生真伪有谁知。在《魔鬼与上帝》里，萨特让一个银行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把人分为三种：有很多 钱的、没有钱的、有一点钱的。……第三种人要推翻既有的社会秩序，是为了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想保住这一社会秩 序，不让别人拿走他们已有的东西。于是他们实际上维护着他们在思想上摧毁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事实上在摧毁他们装模作样 在维护的东西。这些人就是理想主义者。”萨特自己是第三种人吗？

　　与左拉相比，萨特为他的政治立场付出的多，收获的少。所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有点像赌博，宝是很难押准的。这是 一场事先难知输赢的游戏，付出的和得到的往往不成比例。比如加缪与萨特在政治上并肩走了一段后，到了战争和鲜血面前， 走不下去了。的确加缪那种相当“狡猾的”普世的人道主义，更优雅，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资产阶级是不愿弄脏手的。相对 萨特说的“一个革命政权必须清除一定数目的威胁到它的人，我看不出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坐牢终归还要放 出来。1793年的革命者多半杀得还不够多”这样的话，普世的人道主义是永远不需要更换的沙龙风景画。萨特有一句话是 说给加缪听的：“我们美丽的灵魂，就是他人的死。”在合法的压迫和非法的反抗之间，在让你自生自灭和把你关进劳改营之 间，合理还是不合理，文明还是野蛮，界线早已是设好的。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法评判萨特。

　　说句实话，就像当年萨特无论如何不反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样，我对选择了第三世界的萨特，从本能上是带有好 感的，因为我来自第三世界。如果说我研读他的一生，一步步仿佛走进无声的世界，至少有一个声音始终没退去，它在说：这 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忏悔者。何况他支持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错，是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走到了与初衷相反的方 向。而我们中国人对萨特要下一个评判就更难。萨特当年曾经狂热地推崇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认可红卫兵的造反有 理。荒唐的是，当中国终于走出这场革命的时候，寻求思想新坐标的大学生们居然是在萨特那里拿到了思想解放的钥匙。曾经 经历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股反思思潮的人都记得，存在主义一度是如此时髦，以至于萨特这个最反资产阶级、最支持无 产阶级革命的人，却成了中国反左思潮的思想旗帜。历史就是如此无声地戏弄着我们。

　　萨特1980年逝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暗示了自身悲剧与历史悲剧的联系：“面对这场终有一天会爆发的第三次世 界大战，面对我们这个苦难的星球，绝望又重新跑回来诱惑着我：那便是，我们好像永远没有了结的那一天，好像没有目标， 只有小小的、个人的意图，而我们为之奋斗的正是这么点意图……不管怎样，这个世界看来是丑陋、恶劣、没有希望的。这不 过是一个将葬身其中的老人内心不慌不忙的绝望。”

　　我们还是到波拿巴街42号来结束这一章吧。42号没有纪念牌。在萨特住过的所有旧寓所楼门前，都没有纪念牌。 估计与他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有关。他曾说一直梦想自己生前无名，死后成大名。事实好像正好有点相反。人算真是不如天算 。42号走出来就是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他常写作和约会的“花神咖啡馆”、“二瓷人咖啡馆”并排立在与广场相连的圣日 耳曼大街拐角处。夏日黄昏，最后一抹斜阳打在广场教堂钟楼上的时候；冬日晚上，细雨街灯一起打在石块地上的时候，都是 让旅行者心动的瞬间。可惜我的词语是没有颜色的。这里的时髦女郎也会在冷雨中露出美腿，但那是不需要出卖的美腿。萨特 旧居的楼下，有一家小艺术电影院，12月正在放映王家卫的《2046》。就一部分人的品位来说，世界是满可以大同的。 然后你可以拐进广场周围任何一条小街，街角总有什么在等着你，那只能是你的过去。(文中所有引文均直接译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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