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乐门的海上浮华梦

　　时光打磨下，这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最繁华、奢靡之所，纵使最华丽的转身，依旧摆脱不了时代过往的落寞

　　外滩记者张嫣／报道彭辉／摄

　　百乐门总也不老。

　　两名戴着白手套的男服务生推开黄铜把手的玻璃大门，唐薇红的米色高跟鞋一脚踏上了大理石地板。2005年1月 1日，零下5度也未能抵挡住80岁的唐薇红来百乐门的脚步，寒风从她的大衣下溜过，粉红色的裙角在黑夜中悄悄地抖了抖 。

　　弧形转角楼梯就在眼前，依旧铺着猩红色的地毯。年纪大了，唐薇红眯起眼才能看清幽暗灯光下那一张张挂牌，当年 红舞女的头像都换成了周璇等明星的月牌。除此之外，这里和她63年前第一次来百乐门时，几乎一模一样。

　　唐薇红的记忆

　　1942年，17岁的唐薇红，身着一袭长及脚背的嫩黄旗袍，挽着男朋友的手，踏进了闻名已久的“远东第一乐府 ”——PARAMOUNT(意为“最高最优秀的建筑”，百乐门取自英文谐音)。在这个上海滩最顶级舞厅里跳舞、举办成 年舞会，是当时年轻女子最时髦、最荣光的社交大事。

　　唐薇红出生大家闺秀，父亲唐乃安是获庚子赔款资助首批留洋的学生，中国第一个留洋的西医。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唐 瑛，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媛，与陆小曼并称“南唐北陆”。

　　当年百乐门前的轿车一直排到胶州路；500平方米的千人“弹簧”舞厅、玻璃舞池；穿着高衩旗袍的婀娜舞女—— 这一切，唐薇红不论用哪国语言在哪个国家和多少中国人外国人说过，她的听众总是瞪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好似看穿了她就能 看到传说中繁华鼎盛的百乐门，渐渐地她也化成了这个传奇的一部分。

　　唐薇红今年80岁了，儿女都在国外，小曾孙会用英文指着她脸上的皱纹，说“不好看了”。然而她依然涂指甲，抹 红嘴唇，戴项链耳环，穿亮丽的衣服，依旧每周三次来百乐门跳舞。她说，她不想被锁在高龄里。

　　伦巴舞曲从头顶上飘来了，系着黑领结的小伙子向她点头示好。唐薇红立刻卸下大衣，踏入舞池，把手搭在23岁男 舞师的手里，一切都回到了过去。她还是离不开百乐门的那些青春往事……

　　极盛前世

　　上海人历来是喜欢领风气之先的。

　　二十世纪初当交谊舞之风东进时，上海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家舞厅，场场舞会办到深夜，这在中国算是首创了。

　　舞厅在上海租界盛行并非没有理由，这与1930年代上海的人口比率有关。当时城市人口中，135个男人对100 个女人，公共租界是156：100，法租界是164：100。

　　到了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开始向西发展，静安寺以西的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已逐渐成为高级住宅区。由盛宣 怀之女盛爱颐提议，商人顾联承投资白银70万两，购下静安寺有轨电车总站邻近的一片土地，营建高级舞厅。70万两白银 折合当时通用货币127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1000名纺织女工16年工资的总和。

　　1933年2月16日的《申报》用一个整版记录了百乐门开张时的盛况：当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出席 发表祝词；一个外国人写道：“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阳台上另有一个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脚灯，让人感到 像在鸡蛋上跳舞。表演合唱的是俄国女子，她们穿戴很少：帽子、浅帮鞋和非常细的腰布。”

　　百乐门建成后即刻成为上海最负盛名的豪华舞厅：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此举行；徐志摩是 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到此跳舞。当时上海滩小K最时髦的娱乐活动就是吃西餐、看电影，最后到百乐门跳舞 。

　　在300多家上海舞厅中，百乐门、仙乐斯、新仙林、大都会被誉为舞厅“四大名旦”，其中百乐门最为出名。80 多岁的阮才根老人是当年的调酒师，百乐门的繁华在他记忆中浓缩成一个印象：几百辆的轿车停在百乐门周围的各条马路上， 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编号，客人快要离开时，号码便在9米高的玻璃银光塔上用彩灯显示出来，司机看到是自己的号码就把车开 过来。

　　那时的百乐门，周围没有高的建筑物，它的光环可以照耀到一里以外，上海的夜晚在暗绿色灯光闪耀下，演绎着十里 洋场的灯红酒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个叫陈曼丽的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日本人派人枪杀在舞厅内。 混乱时局中，百乐门也不能摆脱衰落的命运。

　　没落的惆怅

　　今天，从静安寺地铁口出来，愚园路上，这栋闪着暗绿色灯光的4层老楼，在高楼大厦包围下，显得黯淡苍白。在寒 风中，你缩一缩脖颈，它就在你眼皮底下滑过了。

　　25岁的王可就经常把这幢房子给漏掉了。在静安寺伊美广场开店的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百乐门，但只是路过 而已。她这样的年轻人会去附近的钱柜唱歌、去希尔顿对面的酒吧坐坐，或者要跳舞的话就去淮海路的迪厅。“我是想去看看 的，电视小说中一有舞厅就是百乐门，觉得蛮神秘的，但是不去也没有关系”。

　　然而，还是有些人，一天不去百乐门就浑身不舒服。

　　45岁的罗国梁出生在台湾，他并没有见识过当年百乐门的盛事。但现在，他一周要来百乐门4次，从晚上8点半舞 会开场一直跳到午夜。作为1999-2002年台湾拉丁舞业余组冠军，罗国梁说起台湾的舞厅如数家珍：伯乐门、霞飞路 8号、夜巴黎……然而只有百乐门让他流连忘返。他的父母当年就是在百乐门跳舞恋爱的。

　　和所有台湾青年一样，罗国梁的百乐门情结还是因为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大班的一句“百乐门里那间 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足以勾起人们对百乐门的万般遐想。

　　2002年1月，罗国梁在上海开办了他的管理咨询公司。一天下午，他寻到了百乐门，面对他的是闭锁的大门。

　　他还不清楚，昔日百乐门早已黯淡无光、星辰寥落。1954年百乐门被改建成红都大戏院，弹簧地板也被拆除了； 1978年百乐门更名为红都影剧院；1980年代百乐门恢复舞厅，一时吸引了不少遗老遗少，然而终因装潢简陋、经营无 方而一蹶不振。百乐门歌舞升平的景象最终只能存在于泛黄的老照片和金大班的惆怅缅怀中了。

　　然而，此时此刻，还有一些人，正在悄悄开启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重建百乐门

　　坐在百乐门幽暗的灯光中，赵世崇总是穿着镶金丝边的绸缎衬衫，架着金边眼镜，戴着大大的金戒指和金手表，连递 上来的名片都是金光闪闪，好像他生来就应该生活在旧上海纸醉金迷的痴梦里。

　　2001年9月，台湾商人赵世崇取得百乐门十年经营权，并投资2500万元对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百乐 门进行恢复性改建。

　　百乐门甚至比70年前更为富丽堂皇了。二楼大舞厅，一进门就是巨型的壁画，当年普通的圆桌木椅换成了华丽的沙 发，绚丽多姿的灯光照耀着锃亮的地板；三楼玻璃小舞池重现了当年的奇景，黄色的射灯下铺设了整整一万两千朵红玫瑰；四 楼更是竖立着老上海街道的名称，成了一边用餐一边看节目的西餐厅。

　　当年的“金大班”也换成了台湾来的“邱大班”。邱素蕙是2003年年底来百乐门的，她坦率地说，当时生意并不 好。

　　“这里的消费年轻人是承受不了的。”邱素蕙指了指中年人居多的舞厅，人均200元的门票，如果要请舞师还要300 元。

　　唐薇红最明白这里和过去百乐门的不同。虽然音响效果很不错，但是没有了吉米·金的爵士乐队，再好的音箱也哑了 几分，作为圣约翰大学的公子哥，吉米·金开创了那个年代上海年轻人玩爵士的先河；当时坐在台上，四支舞曲转一台的舞女 不见了，那些作为百乐门风姿绰约、一笑百媚生的台柱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舞蹈老师们到底还是逊色不少。

　　时间滑过了70个春秋，昔日时尚场所的百乐门被整旧如“旧”之后，反而曲高和寡，只剩下一群对老上海风情万千 念想的中老年人，在那里凭吊着热衷于跳舞的青春年代。

　　放眼望去，三楼舞厅里，难得正有一对年轻人在那里笨拙地跳舞。在另一角落，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合着音乐慢慢 地跳着，老妇人穿着蓝色镶金丝的孔雀毛图案旗袍，足上一双白色高跟皮鞋。

　　四楼剧场《上海1930怀旧舞剧》刚刚开始，老上海宪兵、警察、舞女、杂耍、水兵、富贾、特务、赌棍、拆白党 、流氓、江湖卖艺，形形色色的人物正粉墨登场。

　　二楼舞厅里，只剩下各色的新旧旗袍，还有那一段被外面世界遗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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