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

　　一直想与砍手党不一样的打工者阿星，最后还是逃脱不了那张网，他与砍手党一样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曾有向善之心的年轻人，最后却不由自主地、宿命般地落入犯罪深渊。

　　显然，阿星杀人的这种毁灭性情绪是由多种心理因素慢慢累积起来的。

　　阿星从小就受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电视的熏陶，十五六岁随父辈到城市打工，所以行为与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他们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新生代打工者发出了这样的喊声：不回农村，死也要死在城市。

　　他们希望自己所获取的地位与尊严、权利与机会，均与城里人一样。所以，就会有阿星的弟弟阿海反复地问记者：你觉得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区别吗？

　　但即使在外貌上他们可以和城里人打扮得一模一样，目前仍横亘其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难于逾越。不管是从户籍、教育，还是社保，都有着明显差别。这种差别用阿星的话来说，就是“城市不是我们的”。

　　然而阿星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认为这种现象是本该如此、可以忍受的。相反认为，他们应该和城里人一样。用深圳当代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新生代民工不再以单纯打工赚钱为目的，而是想寻找出路，过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所以，阿星就会厌倦一般的打工，想从商开店，他认为这才是通向城里人生活的大门。而他的父亲却更愿他赚钱回家，盖房娶妻，按乡村模式来过农民的生活。这种观念冲突很激烈，以至阿星在准备自首致电本报记者时，谈到冲动杀人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心中有太大的郁结：不知道出路，打工看不到希望，经商看不到希望。焦虑感与危机感深重，再加上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感，使他们普遍比父辈敏感，更易反抗与叛逆。

　　刘开明博士在珠三角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工厂因为主管一句不尊重的话，感觉被歧视的工人，就会带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走了，这个时候，新生代民工的敏感心理已经表露无遗。

　　至于打工权益被侵害，政府机关又没有快捷解决时，这种敏感心理作用下的事件就极易酿成恶性冲突。

　　刘开明博士认为，问题的根子是，为中国20年经济起飞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却因为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合理分享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像阿星，父辈的劳作，并不能给他在教育、社会等方面带来更多的实惠，相反，他得辍学来打工。这种状况造成上一辈的距离被拉开之后，这一辈的距离还在被拉大。

　　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让主要的经济贡献者分享财富，应该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以1950年代至1970 年代为黄金发展时期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他们能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进城务工的人们分享财富，转化成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的教育缩小甚至填平了下一代的差距。这使得他们的社会能较为稳健地发展。

　　韩国195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农业国，之后韩国开始重点发展工业，成为欧美产业转移的投资地之一。在这一阶段，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他们不存在户籍问题，可以自由迁徒入城居住。他们的产业工人工资较高，这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供得起子女上大学，农民工的子女中相当一部分到1980年代就转化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转化使得韩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

　　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农业人口相对较少。但日本社会不管工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均实行终身雇佣制，提供全面的社保，建立起亚洲最健全的劳动保障体系。产业工人也有能力供养子女受良好教育，这也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供给。

　　我们如能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给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城市产业工人提供足够支付生活与教育花费的工资，那么他们下一代的差距就会不复存在，并且能为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刘开明博士在考察厦门工业区时发现，这些工业区为农民工建立了公立学校与廉租房。廉租房使打工者在居住方面降低开支，接近城市居民。公立学校则相当程度上解决上了下一代的教育公平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不但有利于改善社会治安，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所以，他建议财政富裕的东南沿海省市可以试验推广这一做法。这将不但是农民工的福祉，而且还将是这个城市居民的福祉。也惟有逐步改善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才可能减轻阿星们内心的迷茫与焦虑，减轻不公造成的相互伤害。

　　当然，从更宽广的视角看，不只是政府，各社会阶层也需要反思与担当起来。在一些地区，很多企业实行的低工资策略和就业机会的不足，造成的不但是对打工者本人的伤害，也将造成对城市本身的伤害。在这一点上，企业可能都需要反思。

　　贫困与不公的不幸也绝不仅仅是某个山村或小区的，与其他地区无关的。相反，所有贫困者的不幸也将是所有富裕者的不幸，当贫困伤害到农村时，也一定会延伸到城市。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社会系统越来越唇齿相依的时代，千里之外的温江村所受的伤害就很清晰地延伸到了深圳。

　　正因如此，关注贫困，关心弱势者，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本报记者 傅剑锋

　　相关专题：少年阿星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