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你一扇门

　　□本刊记者章敬平 发自内蒙古包头

　　网络世界对一个人的褒奖，往往是现实世界难以想象的。

　　在网上热衷公民教育的小圈子里，关澜早就是一个名人，被尊称为“关澜女士”。两年前她草拟的《公民常识》，被 视为“当下中国第一本最贴近公民本质的公民读物，第一

本由非专业人士编写的公民手册”。一名与她素不相识的公民教育研 究者说：“在网络上看到关澜女士的文稿，敬佩关澜女士的勇气、识见与毅力，很难想象这样的一部文稿能够与一位中学历史 教师联系起来。”

　　事实上，即便是日日与她打交道的同事，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关澜所做的事情，更没有几个人晓得关澜就是王玲。

　　关澜是她的网名，王玲才是她在现实世界中具有法律效力的符号。自1986年执教包钢一中，她周围的人们一直唤 她“王老师”。“王老师”只是一个寻常的历史教员，虽然教授了19年中学历史，职称依旧是中级。

　　2005年8月13日，本刊记者在包头，如约见到了不太情愿和记者谋面的关澜。41岁的她，话很少，口气很淡 ，一点也不像网络世界中那个胸怀世界的女士。当话题转移到公民教育，她稀疏的眉毛突然挑了起来，眼光一闪：“我不欠你 整个世界，但我欠你一扇门。”

　　最难得的作品

　　“有个从事教育的企业家，希望有人能给中小学生编写一个公民课本，不知道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2003年底 的一天，关澜突然接到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电话。握着话筒，关澜说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怎么能做 这么大的事？”

　　“怎么就不行？你试试吧。”茅以一贯的诚恳，给予她充分的信任。

　　嗣后，关澜在茅的引领下，匆匆去了广州。广州信孚教育集团，就是茅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抛出订单的企业。尽管她 内心没有一点底，但面对信任，她还是接下了这个需要胆量和野心的“活儿”。

　　“从北京回来，我就一头扎进了《公民常识》中学课本的大纲起草工作。”关澜说，幸好她过去几年的积累，让她的 活儿得以迅速推进。可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除了有限的资料，没有任何实际的先例可循，她只能尝试着摸索。

　　摸索的日子里，她在网上查到先贤们筹划编写《公民课本》的一段往事。她很高兴，吾道不孤啊。在“关天茶社”， 京都诸多学人给了她学理上的帮助，一本本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民教育”层面的专著和译著，无偿地邮寄到包头这个还残 存着计划经济印痕的钢铁城市。一件看起来破天荒的事情，在志同道合者的呵护下，静静地延续了两个多月。

　　这一年的包头，冬天特别冷。“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有朋友的支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些算不上 学者的网友的高度认同，平添了她的力量和勇气。网友朱正标评价她：“有勇气决心对旧思维与旧观念进行彻底清零，然后重 塑历史观并希望为中国人写一部公民常识的，可能在海内当数第一人。”

　　2004年春天，关澜在网络世界热辣辣的鼓噪下，急切地拿出了12万字的初稿。她的基本想法是以公民权利作为 贯穿全书的主线，围绕公民权利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内容、公民权利的保护展开论述，把相关概念与相关理论阐释清楚。她认 为今天中国仍需启蒙，以重建价值体系和新价值观。

　　3月17日那一天，不担心知识产权流失的她，将尚未来得及整理、语言仍需打磨的书稿，迫不及待地挂到网上，答 谢关心她的网友，并听取各家意见，争取最大程度的共识。

　　月余后，关澜来到北京，参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民教育研讨会。讨论《公民常识》大纲草案，是研讨会的核心 议题之一。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说：“开展公民教育，树立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走向文明的根本之 道。”

　　研讨会上，关澜介绍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与编写构思。她说：“固然教育要给他科学知识，教育要给学生谋生技能、解 题技巧，但无论如何，这都只是教育之小道，不能凌驾于教育的本质之上。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于教育，确切地说，在于 公民教育。正如一位先贤所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与会者对关澜致力于拓展公民教育的精神表示钦佩，且肯定了《公民常识》以公民权利为纲的构架。学者们欣赏她鲜 明的观点，清晰的概念，流畅的文字，但也指出诸多缺陷：内容偏学术化、不够通俗；偏外国化、不够本土；定位不够明确， 适用性不是很强；内容过于芜杂、不够精炼；以及缺少实际案例等。

　　回到包头，关澜又作了一次修改。尽管瑕疵依旧不能避免，但她并不在乎。她说：“读者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并不 是完美的作品，而是最难得的作品。”

　　历史要清洁

　　“我在大学学了4年历史，又在中学教了将近20年的历史，我深感当今中学教科书中‘公民’内容的缺失，是一种 极不正常的情况。”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为什么会考虑编写公民课本？每每被问及于此，关澜总愿意从她的历史教学体 会说起。

　　“我很遗憾，我的学生不会提问。”关澜说，日复一日的教书生涯中，她最为苦恼的不是历史在高考中日益边缘的地 位，而是她的学生在历史课上几乎从不提问。她认为，不全是她的错，也不全是学生的错。而是统一的教材、标准化的考试， 已经给了他们“确切的毫无争议的千真万确的知识”。

　　关澜说，她上过一节难忘的课。标题是：新时期伟大的历史转折。

　　那节课上，她先读了一段课文：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他大力整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全新的面 貌。邓小平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她陡然停顿下来，看着学生们。学生们好奇地看着她，等待下文。

　　“什么叫尊重人才，我们现在是否做到了尊重人才？”关澜问。学生们不说话，但显然开始了思考。

　　“假如我是一个民工，一个打工子弟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或者说，我是一个深山沟里的农民，根本不识字，我是 不是应该得到和人才同等的尊重？”关澜又问。教室里泛起零星的唧唧喳喳，依旧没有人起来回答。“如果你们的答案是否定 的，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社会不公，是不是一种新的看不见的歧视？”关澜再问。

　　关澜说，她并不是要否认历史。她只是希望学生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能够思考得更多。没有自由的思考，就只会被 动地接受，不会提问，也不愿意问。

　　依然是那一节课。接着上面的文字，关澜继续读：我国1977年恢复了高考。她接下来又给学生泼了一瓢冷水：“ 2005年，是‘八股取仕’被废除的第100年，可是，100年前科举考试尚能做到的公平，今天却还不能完全做到。” 她给学生援引了一个数据：城市出身的子弟中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出身子弟的281倍和323倍， 而我国的农村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

　　关澜解释道，我不是要学生否定今天的现状，而是希望他们思考我们今天的不足和缺陷，不是简单地背诵历史课本， 而是在思考中质疑，在质疑中提问，在提问中成长。

　　那节课快结束的时候，她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我站在讲台上，最想看到的是台下一双双渴望好奇的眼睛，可是 ，我看到的却是很多疲惫的失去敏锐的眼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希望你们能够联系现实生活，以及报刊电视中的时事新 闻，去追求思想的自由。”

　　有的学生叹气，有的学生苦笑，有的学生若有所思。关澜说，倘若他们很多年之后还记得那节课，我将觉得欣慰，哪 怕他们忘记我在课堂上教授过的所有历史知识。

　　“其实，不会有多少学生记住课堂上的内容。”关澜说，“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感兴趣。”她有些痛苦地表示，自从 1982年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历史，20多年来，旧的教育方式使她自己都很难爱上这门学科。如果不是最近几年的学习 ，她也不会怀疑照本宣科式的历史教学有何不妥。

　　关澜的丈夫是包头钢铁集团的一名工程师，是北京大学的MBA学员。丈夫学习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学，甚至一起 去北京听课。她觉得全球化的世界和包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殊大的差异。她喜欢新闻，喜欢读南方的报刊。在她只有60余平 方米的陋室里，记者看到一摞摞已经发黄的《南方周末》和《南风窗》。“搞公民教育，这些报刊都是我的启蒙者。”关澜说 。

　　对关澜而言，最大的启蒙者是网络；准确地说，是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关天茶舍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下中国知识群体 的网上家园，它着眼于纯粹的理论学术与思想探讨，或从学术的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讨，在深刻、理性的思想 交流中体现知识界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

　　记忆中大概是2001年前后，关澜偶然游荡到关天茶舍。此前不久，关澜所在的包钢一中开始在办公室配备电脑。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用一根电话线连接的电脑，竟然将她抛入公民教育的新世界。

　　网上，她无意间用关澜作为自己的网名。从此，她再也不愿意包头以外的人们称呼她王玲。她每每在电话中，跟本刊 记者的自我称呼，都是关澜。她以为结盟公民教育的她，已经从精神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与现实世界中的王玲非常遥远 的人。

　　在关天茶舍，她知晓了林达，一对身在美国的写作者。她去图书馆找到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的3本系列著作。她说：“ 原来我在教学中一直想不通的事情，都在林达书里面找到了答案。我疯狂地到处寻找林达的书，我要重新构建一个自由人的思 想。”

　　“我在学习和阅读中，感觉到世界的变化。”她说：“最近10年来，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我感觉冲突越来越多，危 机越来越大。在东西方之间，在上一辈和下一辈之间，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逻辑，对话显得痛苦而吃力，在 我们轻易地说是和不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最后的结果已经和我们的初衷悄悄地背道而驰了。那么，到底有没有我们共同遵 守的原则？如果有，它是什么？”

　　教书的日子里，她总在思考这些偶尔也会让自己发笑的问题。她说，她经常想起泰戈尔的诗：“我们看错了世界，却 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她笃信，历史是培养人的。我们能在今天的历史教学中，为明天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她开始思索历史教学的方法论。

　　经过3年多的思考，她发现了需要我们共同遵守的原则：以正义、自由、平等为要义的公民精神。“长期以来，公民 、权利、自由、正义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在教育中被漏掉了，剩下的都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要么是对儿童实行成人化的空洞 说教，要么是为高考奋斗，出人头地。”关澜说，“教育从来就是被当作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手段，而从来没有任何人喊出过 ：教育什么也不为，教育就是目的，是为培养求真、求善、求美的合格公民。”

　　2003年秋天，不愿意在痛苦中挣扎的关澜，自费印刷了反思中学历史课教材的书稿《历史要清洁》。与其说这本 披着“素质教育”外衣的小册子，研究的是“中学历史方法论”，毋宁说它是在研究如何在中学生中推进公民教育。

　　关澜希望有人赞助这本书的出版。2003年9月11日，她在小册子的扉页，写了一封给读者的简短的信笺。开头 一段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民权教育问题和边远地区的失学儿童的救助联系起来。我相信您对于边远山区的失学儿童，会 毫不犹豫地伸出您的援助之手。但，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更需要援助的是那些身在大城市名牌学校里，享受着豪华教育的富 裕孩子们。因为他们缺乏的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民权教育。假如您同样捐出100元，用在扶持中国最好的大中小学的民权教 育事业，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要远远大于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因为错误的教育比没有教育更有危险性。”

　　显然，所谓的民权教育，在关澜眼中，等同于公民教育。

　　溜达在关天茶舍，关澜时常拜读经济学家、法学家们的文章，并对其中一些人耳熟能详。她将书稿寄给了她仰慕已久 的茅于轼老师。茅于轼老师很快给她回了一封鼓励的信。

　　不久，她就接听到茅邀她去广州编写公民教材的电话。于是，她以《清洁的历史》为母本，重新编写《公民常识》。

　　儿子，我欠你一扇门

　　迄今，关澜也没有真正明白，信孚教育集团究竟为什么终止了请她编写公民教材的计划。但她早已明白，信孚没有也 不打算采用她的《公民常识》。

　　她虽然竭力表现她的不在乎，但她还是期待有出版社能够让《公民常识》尽早问世。她始终相信，自己的书，将给孩 子们一扇开启未来世界的门。作为一个老师，她觉得自己欠他们一扇进入公民世界的门。而当下的中国，这扇门还没有向每一 名中小学生开启。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她谈到中国官员去海外学习的事。他们到底在海外学到了什么？2000年以来，中国派员外出 学习的报道，接连撞击着关澜敏感的神经。

　　2003年春，中国派出50余名政府官员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为期6周的公共管理培训。此前， 曾有49名中国内地官员，在外国专家局的安排下，以“中国高级行政人员赴美培训项目”的名义，接受过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训练。2000年5月31日，山东省正式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39名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分成3组，分赴英国 Middlesex大学、美国San Diego(圣地亚哥)大学、NewHaven(纽海文)大学研修公共管理， 为期半年。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的李群是培训团总团长，并率13名成员在美国NewHaven大学研修MPA(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纽海文市政府不同岗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李群的实习岗位是市长特别助理。

　　2000年12月，李群回国后不久出任临沂市市长，2002年12月起担任市委书记。给美国市长当助理的海外 培训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回国后的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施政理念的影响。

　　今年5月，《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出版。人们和李群一起体味美国从政的理念。譬如，“美国市长是对下负责 ，对选民负责，对议会负责，副总统来了也不接待” 。

　　关澜将最近5年来中国官员外出学习的案例作了一个大略的统计分析，发现了三个特点：一是有出国学习机会的，是 一些社会的精英和上层人物；二是他们在海外学习的经历和内容，对他们的人生、事业、思想观念影响甚大；三是这种机会不 是人人都有的，而且费用巨大。

　　关澜对他们究竟学习了什么，一直都充满疑问。最后她发现，官员们在海外所学的内容并不神秘。“如果我没有搞错 的话，他们所学习的就是我在《清洁的历史》或者《公民常识》中所讲述的公民、正义、自由、控权。”

　　“这些内容并不是什么秘密，也并非高深难懂。如果我们认为它对学生将来的人生影响深远，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国内 的中小学或者大学阶段，就将这些重要的常识告诉他们呢？”关澜说，倘若她的公民常识出版不了，就送给已经步入初三的儿 子。“当今世界一些最起码最普通的公民常识，在我们的部分国土上依然是闻所未闻。”关澜说，“这是最可怕的、极不正常 的、最残酷的现实。我害怕我的儿子拿到了博士学位，满腹经纶，却缺乏基本的公民修养，不懂得公民的基本知识，没有完整 的公民人格。”

　　再也不能容忍下去的关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把公民精神贯穿到她的书中，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学生们，她反 复申说一句话：“我不欠你整个世界，但我欠你一扇门。”

　　行动决定生存

　　几个月前，关澜得知，国内第一套从小学贯通大学的公民读本，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了。当初，她接手编写公 民教材任务的时候，有一个让她无法释手的理由：中国还没有一本专门为中小学生编写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课本。

　　现在情况不同了，新的公民读本今年9月将在部分学校试用。据悉，试用者当中也包括信孚教育集团。如此，她的《 公民常识》的价值，似乎被打了折扣。

　　或许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去年，她没有将精力花在公民常识的修改上，而是学习英语。由于关天茶舍，由于《公民 常识》，她的世界变大了。她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平台上。“我隐约预感到，我的英文的缺陷将是我未来的最大瓶颈 。”她说。

　　一个月前，她刚刚被网友邀请到河北定县。从北京下车后，一张40余元的火车票让他们到了定县，上个世纪初叶晏 阳初先生就是在那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2003年7月，北京的知识分子们以民间方式，在定县建了 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乡村建设工作者，他们作为桥梁，将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引入农 村。在教育中谋求农村社区判断力的提升和民生民权的改善，使人的实现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可能。”

　　公民知识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课程之一。关澜目睹了这里的公民课程，并听取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志愿者的课 程。“本想做个志愿者，谁料竟成了学习者。”关澜说。

　　尽管投入公民教育的开销对她和她的家庭并不轻松，但从定县回来后，关澜开始笃信“行动决定生存”。她希望做个 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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