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禁忌或性解放，都无法给人以安全的性。健康而愉快的性是难的，但也未必遥不可及。
文/格夫
危险的性，在艾滋阴影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我们对于性自由、性解
放的幻想。出于对长期以来性压抑和性缺乏的反拨，日益开放而容易的性，被很多人看成是一场伟大人性所策动的正义革命，但人们似乎不太愿意相信，这极有可能是对于西方以“性解放”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对抗运动的误读。
在性的问题上，对于性自由的蛊惑总比对性节制的劝诫更受欢迎，以至于人们相信，性自由的降临是对人性困境的解脱，这多可怕。
说这种想法可怕，是因为性自由观念其实是一种幻觉。如同没有自由的人一旦获得太多自由后，会因为缺乏安全感和适当的约束性而“逃避自由”一样，受压制的人一旦打开制度的缺口，他又会因为缺乏规范而不知所措，进而做出许多荒唐的事来。这个意思是哲学家弗罗姆说的，他指出：人获取解放的基本条件是人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靠幻想活着的，然后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从而使人能摆脱幻想，共建健全社会。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其实也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共识，但很多中国人却不信。他们来到欧美国家后竟然发现，西方人远没有想象的开放，其实，他们只是更规范而已。
西方世界的性领域发生激烈变化是1960年代的事，性不仅变得公开化，而且放纵。但是不到30年时间，经由新道德右翼势力对性放纵的反思，一度很是纵欲的西方人明摆着大为收敛起来。伦敦的《星期日时报》在1990年代末就在一篇题为《激烈的60年代的报复》的文章中指出：随着性选择的扩大而引发的性病蔓延，言论越来越自由的同时，性侵犯用语也过度泛滥，人类关系发生了质变。真正的“性的囚犯”是那些过于热烈地信仰放纵主张的人，特别是性学家们。
“性解放”的徘徊不前和退却、维护传统规范的政治运动的复苏、围绕性道德的恐慌、艾滋病危机、关于性的适当方式……昔日西方世界的这些思潮起伏似乎正在今日中国以类似的方式上演。
单用艾滋病来吓唬一下人，也能起到让人警醒的作用，但这显然不足以达到人性渴望的终极目的。因为害怕而谨慎总不如因为了解而平和地对待性来得更舒服。事实上，无论是把性妖魔化(因而性是很难的)还是把性自由化(因而性是很容易的)，都是把性当成了一种工具在对待。把性视为洪水猛兽并死死管住和拿性当武器去和道德陈规作战，都是对人性不负责的表现，其危害是同等的。
所以，要想从简单的性或单纯的性当中获得快乐，一是必须意识到包括性在内的任何快乐都是有风险的，因而保持性观念上的清明理性和节制态度绝对有必要。二是要充分尊重性，从以往那种性禁忌和性自由的双重禁锢中走出来，学习性，并且享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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