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代舞蹈团一场官司背后的舞者

　　本刊记者/李云虹 图/张和平 张柯

　　2005年12月7日，北京现代舞蹈团成立10周年的当天，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日“庆典”：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了该团前任艺术总监涉嫌侵犯舞蹈团知识产权案。

　　舞蹈团的舞者们，不禁纷纷落泪。纷飞的泪花，不仅源于艰辛的生活现状，更勾起了出国巡演的种种辛酸。

　　本文背景：2005年12月9日上午，在位于北京洋桥附近的北京现代舞蹈团的四楼排练大厅内，在明亮的舞台灯光映衬下，漆黑的背景一派肃静。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此召开。

　　成立于1995年12月7日的北京现代舞蹈团是北京市第一家靠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10年来，舞者们高水准的舞蹈节目蛮声海内外，先后赴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洲、巴西等国演出。

　　发布会的三位主角分别是：北京现代舞蹈团总监张长城、法律顾问白雪飚以及诉讼律师代表程龚。

　　发布会的内容为：该舞蹈团前任艺术总监曹诚渊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舞蹈团资产以及非法侵犯北京现代舞团

　　曹诚渊，香港舞蹈联盟副主席、香港政府“铜紫荆星章”获得者、“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香港著名现代舞编导。

　　曹诚渊于1987年创办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1999年，他主动提出帮助正在改制中的北京现代舞蹈团。来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后，他一方面指导舞者编排舞蹈，另一方面，有机会接触海外演出商以联系和洽谈演出事宜。

　　曹诚渊的加入曾给北京现代舞蹈团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但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却令舞蹈团陷入困局。

　　据了解，2005年4月，张长城收到一份错发的传真件。这份传真件是美国合作单位发给曹诚渊的演出账单。

　　2005年春季，北京现代舞蹈团受邀去美国巡演。当时，曹诚渊告诉现代舞蹈团每场演出的收入是1500美元。但那份原始账单却列出每场收入为20000美元至37500美元不等。仅就去美国巡演的19场演出中，曹诚渊涉嫌将舞蹈团收入的近95%非法侵吞。

　　2005年8月15日，曹诚渊以其助手的名义注册了“北京雷动天下文化发展公司”，而他本人则在8月21日提出辞职，同时将现代舞蹈团一半演员和财务人员带走。

　　曹诚渊目前在香港，未能接受采访。此前，他曾通过媒体为自己鸣冤，称张长城所说的美国演出其实是美国演出商与自己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签订了合约，由香港方面负责演员的食宿和机票费用，“演出确实有些盈余，大约28万元港币。我们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与北京现代舞蹈团合作时有约定，代理他们的演出，付给北京现代舞蹈团每场1500美元，这是很合理的安排。”

　　目前，该案法院已经正式受理。

　　无论结果如何，纷争影响到了舞者们的生活是不争的事实。本刊深入走进他们中间，记录下了他们令人感慨的生活情景。

　　高艳津子，坚守那方舞台

　　2005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一位弱小的舞者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从她的眼神中，可以读出一份疲惫。

　　她叫高艳津子，北京现代舞蹈团的著名舞蹈家，也是惟一一位自舞蹈团成立之初一直留在舞蹈团的舞者。

　　原定在下午6点结束的春节特别节目的彩排一直延迟到了晚上9点钟，要不是规定该排练大厅最晚不得超过9点，津子和其他舞者的舞蹈还要继续。

　　她回到位于

　　第一次接触高艳津子，就被她独特的名字吸引。这位出生于贵州土家族的女子，16岁就只身闯荡京城，在北京舞蹈学院首届现代舞班安营扎寨，并深深爱上了现代舞。

　　1995年毕业后，津子成了新组建的北京现代舞蹈团一名职业舞者。当时，一起留在北京现代舞蹈团的一共8个人，毕业那年，她们的月收入为196元，这是当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标准工资。

　　“那时，舞蹈团给我们解决住的地方。”津子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娓娓道来，“那地方以前是放道具的，由过道改过来的，不仅没有窗户，而且地板都是倾斜的，住在里面，我们时刻担心桌子上的东西会掉下来。”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一群热爱舞蹈的人一住就是大半年。到了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她们才搬到了不远处的一栋筒子楼内。“这也算是给我们改善了环境，至少，我们可以两个人住一间，尽管面积只有七八平方米。”

　　那段清贫岁月，因简单而纯粹，在津子心里是“值得细细回味的幸福日子”。

　　“每天大家一起练功，下班以后，一起买菜、做饭，一起拼凑起来吃，那时候的胃口特好。”

　　到了晚上，有一些演员会去“炒根”(赚外快)。迪厅是首选，去迪厅给人家领舞。“迫于生活的压力，很多人都领过迪。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觉得那至少还是个舞台，而我们太渴望舞台了。”

　　“每天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往排练厅跑，在身体与地板和空间的碰撞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8个人各有各的性格，对于舞蹈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有时争执起来，谁都说服不了谁。这也就引发了首位艺术总监金星的加盟。

　　北京现代舞蹈团成立几个月后，金星出任首位艺术总监，团队有了主心骨。“金星是一位十分懂得舞蹈的著名舞蹈家，我们舞蹈团的名气也在日渐响亮，演出也渐渐多起来。”

　　随着演出增加，收入得以改善，津子的工资由原来的196元增加到六七百元。“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也不再出去‘炒更’了。”

　　到了1998年，由于某些原因，金星离开了北京现代舞蹈团。金星的离开令北京现代舞蹈团陷入困境。“当时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两个月没有一分钱工资，甚至都开始绝望了。”

　　因机缘巧合，张长城融入舞蹈团，成为了舞蹈团总监。至此，舞蹈团开始蓬勃发展。“1999年，在舞者的推荐下，请来了香港著名舞蹈家曹诚渊担任我们的艺术总监。”

　　从那以后，舞蹈团的发展更加迅猛。出国演出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舞者的月收入平均达到1500-2000元左右。

　　在国外的舞台上，层层灯光翻卷，光影交错处，有人体美丽的线条舞动。在震撼人心的一霎那，所有人屏住呼吸，欣赏着人舞合一的极致。

　　在绚烂的鲜花和如潮的掌声背后，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与泪水。

　　2005年1月-3月，北京现代舞蹈团应邀去法国巡演。“这次法国之行，简直太苦了！”津子说。

　　我们每天奔波在法国各个城市之间，与我们为伴的就是那辆旅行巴士。我们像跳棋一样从一个演出地点奔赴另一个演出地点。由于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我们甚至没有住旅馆修整的时间，从剧场出来，就钻进巴士，继续赶往下一个演出城市，直接进入下一个剧场。

　　现代舞不同于其他舞蹈，它需要很强的体力，一场90分钟的演出，体力消耗很大。而我们的舞者在国外却节省到了极致。曾经有舞者在演出中晕倒，甚至受伤。

　　作为一支专业的舞蹈团，我们没有演出费，每天的补助在专业团体里也是最低的。一天25美元的补助，我们需要精心计划好每一笔支出。

　　到了一个城市，我们最先找的是超市，因为超市的东西便宜。在国外，我们找的最多的是土耳其饭，因为这在国外最便宜。一个馕里面加几片蔬菜、几片烤肉，这就是我们的午餐。在土耳其饭中，我们不敢点米饭，因为一要米饭，25美元就不够了。

　　尽管很苦，但只要站在舞台上，我们都会全身心地投入。

　　舞蹈是一种不会说谎的艺术，舞蹈不能有一丝杂念，如果你有一丝杂念，你上台了，一个动作，所有人都会看出来——你不真实。

　　在国外我们得到最多的赞誉就是“你们是最专业的，你们是最敬业的”。

　　演出经常是在深夜11点-12点结束，而此时，超市早已关门了，在异乡空旷的土地上，我异常想家。

　　津子回忆起这段经历，眼中不时泛起点点泪花。

　　异乡的大年三十之夜

　　箫菘(化名)，一位27岁的舞者，为了梦想，远离故乡武汉，在北京现代舞蹈团安家。

　　2002年，我从北京现代舞蹈学院编导系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当了一名职业舞蹈演员。当时，在北京想要搞专业的现代舞，选择的机会只有一家，我很幸运，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来团3年时间，我没有和家人过过一次春节。在除夕之夜合家团聚之时，我漂泊在异乡。望着异乡的月亮，遥寄心中的思念，那种滋味，你能了解吗？

　　2005年大年三十之夜，我依旧在国外度过。当时我们在法国演出，在演出前，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喂，是爸爸吧？我现在在剧场呢，马上要演出了，今天是三十，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过了，挺想你们的。你和妈妈都好吧？”

　　“箫菘吧？我和你妈妈都挺好。你好好演出，不能给咱们中国人丢脸。等你回国放假了，我让你妈妈给你做饺子吃……”

　　我当时真的想哭。但马上要演出了，我只能平复一下情绪。因为在舞台上，我必须将自己最佳的状态表现出来，将最完美的舞蹈献给观众。

　　当天，我们的演出9点钟开始，一个半小时的舞蹈下来，已经是临近11点了。当银幕落下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在后台看到伙伴们，个个脸上写满了疲惫。

　　当天晚上回到宾馆，我们同屋的几个人一起凑钱买了一瓶红酒，在异乡庆贺除夕。那天，我们都醉了。

　　就是那次法国之行，我遇到了一位中专同学，他带着解放军艺术团组的一支学生团，也来法国演出，我们在一家酒店不期而遇了。

　　他们那个团由即将毕业的学生组建的，专业性肯定不如我们，而他们的收入，却令我们自惭形秽。他们每天的生活费是35欧元，而我们是23欧元；他们每场演出都会有50欧元的演出费，而我们没有；我的那个同学是带队老师，他上场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而我们整场90分钟的演出，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憩。

　　那次的聊天让我很困惑，很迷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处境会这么惨？难道追求艺术就应该如此吗？

　　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外生活都非常节俭，包括团长。生活的不规律，身体也受摧残。我的胃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

　　在国外，感觉最夸张的一次经历令我无法忘怀。那次我们白天坐了8个小时的大巴，到了目的地，首先赶往宾馆，将行李放在酒店，大巴立即开往剧场，晚上5点钟一场演出，7点钟还有一场。而我们两场演出之间休息的时间不到三十分钟。这对于高体能消耗的现代舞演员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

　　当天中午我们在大巴上凑合吃了点东西，我吃了一个

　　有些时候，在国外的演出会很晚，甚至于凌晨3点多才吃饭的经历也常有。

　　在国外，我们每一位舞蹈演员都抱怨过，生活太苦了。身边的朋友每当听说我们去国外演出，都会投来羡慕的眼神，可他们又有谁能体会我们的辛酸呢？

　　生活尽管清苦，但付出了就会得到收获。2004年12月，我独自编排的舞蹈作品《暂住证》在人艺小剧场一连演出了十几场，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自豪。

　　箫菘说，喜欢舞蹈，选择了这条艰辛的道路，惟有勇往直前坚持下去。

　　挣扎于面包与理想之间

　　朝克，内蒙牧民的孩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为了现代舞，借钱交纳学费。工作已经两年了，至今还欠着亲戚的钱，现在他选择留在了北京现代舞蹈团。

　　我选择了舞蹈这条路，很简单，就是出于一份热爱。

　　我当时上大学的学费非常贵，每学年要2万元钱。而我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单靠我父亲每月2000多块钱的收入维持。我大学4年的全部学费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我和父母在安贞附近住，每天我要奔波于北部的安贞与南部的洋桥之间。早上7点出门，大概9点半左右到单位，10点准时开始练功，一直跳舞到下午1点，然后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下午2点继续舞蹈，直到晚上5点左右下班。我的工作就是舞蹈，周而复始。

　　每次出国，全团所有人的旅行箱中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一个是大量的方便面，一个就是做饭用的锅。因为大家都要节省开支。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次冬天巡演。那次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家庭旅馆，那个旅馆没有电梯，我们大包小包拎着自己的行李爬楼梯。你想想看，一支专业的现代舞蹈团体，出国巡演住在一个家庭旅馆内。演出回来后还没有热水洗澡，怎么办？只能拿冷水去冲。

　　那天放下行李，关上房门，我哭了。我同屋的人看到我哭了，都吓傻了。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哭。我觉得很委屈，而老演员却告诉我，这次好多了，他们前两年的巡演比这还糟糕。

　　当你上台，面对观众海浪般的掌声，面对鲜花，你是绚烂的，可当我走下舞台，我的生活却是如此。之间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在国外，我甚至于不敢出门，因为只要一出宾馆，就要花钱。

　　在国外就如同是电影《大蓬车》在现实中的真实再现。为了赶路，我们在行进中的旅行巴士内睡觉，人和行李挤在狭小的坐位上。上到团长下到普通舞者，无一例外。有天晚上，我一觉醒来，望着窗外漆黑一片，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眼眶不禁湿润了。

　　每当我们得知要出国巡演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苦笑。我来团两年多，到国外演出就有70-80场。

　　有一次和团长聊天时，我说：“我现在终于还完了欠朋友的钱了，现在只剩下亲戚的钱了。”我从团长的眼神中体会到了心疼。

　　“追求艺术的生活注定是清贫的，大家能够吃的苦，我也可以吃的了。”因为热爱舞蹈，朝克这样安慰自己。但他觉得，贫困不应该是艺术家的归宿！

　　记者手记：一群让人感动的追梦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舞蹈团总监张长城哽咽着告诉在场的记者，一些演员离开舞蹈团的情景和他的感受。

　　曾经有一位舞蹈演员来到他的办公室，呆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内，只断断续续地说了四句话：

　　“长城哥，你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

　　“我在北京没有亲戚，我买了手机都没有人可打。”

　　“我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子。”

　　“长城哥，你别怪我。”

　　说完这四句话，张长城的声音颤抖了：“你们说，我还能说什么！”他颤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的传递，在寂静的排练场上空回荡。

　　在座的记者都沉默了。记者注意到，在一个角落，舞蹈团的舞蹈演员们望着他们的“长城哥”流泪了。

　　发布会结束后，在排练大厅内，舞者们还要进行排练。透过半掩着的门缝，记者看到了一群热爱舞蹈的人们翩翩起舞。他们的舞姿是那么优美，那么纯净，那是一种人舞合一的境界！

　　“在我的眼里，每一位舞者都是一位天使，他们甘愿贫穷缘于理想，但没有人有权利用他们的纯洁来欺骗他们，我的责任就是不要让天使们受到伤害。我要尽力去保护他们！”张长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饱含深情地诉说着。

　　他坦陈，舞蹈团资产的流失，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法律维权仅是个开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相关专题：法律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