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艾滋献血者感染28人事件调查

　　25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心声：找到宋某。2005年11月初，德惠警方以卖淫嫖娼为名将宋某拘留，15天后，宋被释放，此后下落不明。

　　2005年12月2日，吉林省长春市卫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经过调查，证实宋某在多次献血过程中，并不知道自己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被感染的患者及其家属对这样的答案并不信服。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不甘心地满县城追寻宋某的下落，然而至今，仅仅能勾勒出宋某的如下形象：“41岁，离异，跛脚，个人生活很不检点，常去外地嫖娼。”

　　在此过程中，关于宋频繁献血原因的两种说法逐渐流传开来：

　　一、 宋系卖血，原德惠市血库暗箱操作，一袋血(200cc)卖170元，血头从中抽取30元，就可免去化验，否则不发给献血证。宋就是以这种方式取得献血证，之后卖血畅通无阻。

　　二、 宋得知自己因嫖娼感染艾滋病后，要求德惠有关部门解决，遭到拒绝，于是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钻了原德惠市血库严重短间隔采血、漏检的空子，致使艾滋病毒向社会扩散。

　　12月2日，长春市卫生局向社会通报了对此次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德惠市卫生局局长受到撤销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局长职务处分，同时撤销其德惠市市委候补委员职务；德惠市卫生局副局长受到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副局长职务处分；德惠市卫生局医政科代理科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医政科长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处分；原德惠市医院院长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德惠市医院副院长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副院长职务处分；原德惠市中心血库主任受到开除党籍、撤职处分，并被刑事拘留；该血库副主任等10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对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并不能解决患者的燃眉之急。“我们需要知道，谁来承担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政府将如何为我们医治和安置我们的家庭？国家对输血感染艾滋病事故中的受害者有无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高淑芸对“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情况表示不满：“说是每位患者配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但形同虚设，连开个最普通的消炎药，都经常说没有。”

　　吕德勤为医治妻子而背负的债务一筹莫展。“除了她在最后抢救时，德惠市政府汇出了五万元的医疗费外，之前治疗花费的七八万元都是自己借的，问政府怎么办，至今没人给答复。”

　　住在德惠市医院的5名患者认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妥善救治和救助”，“德惠以前从没有艾滋病例，这里的医生护士根本不知道如何救治，只是经过几天的短期培训，每次匆匆来匆匆去”，贾茂兴说，“开的都是普通消炎药和维C”。

　　“政府领导说是到医院来慰问患者，可连传染病房的门都没进，”曹炳文说，“我们需要关心，哪怕一个笑脸。”

　　从2005年11月初开始，数十名患者及其家属为了补偿和安置问题开始上访，为此，德惠市信访局专门将办公室挪到防疫站内，“问题可以提，态度也很温暖，但谈到解决的措施就一次次地拖。”

　　“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消息”，32岁的患者王云英(化名)气愤地说，“每个人赔10万元，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就这么廉价吗？”

　　依据长春市卫生局的检验结果，“所有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家属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们请求对家属进行再次化验，这样的幸运让我们难以置信。”

　　德惠市政府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冯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德惠市政府正在尽全力解决患者的切实困难，被问及目前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对方回答：“很多，但涉及患者的隐私，我们不能说。”

　　对于此次事件的定性以及被刑事拘留人员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冯副部长表示不清楚，随后他拨通德惠市公安局的电话询问，转而告诉记者，原德惠市中心血库的11名责任人员以涉嫌触犯刑法334条第二款“采集供应血液事故罪”被刑拘，“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当记者问及宋某目前的情况以及有无对其采取一定的监控措施时，冯称：“我只能说他一切正常。”

　　2005年12月13日，就在本报道即将刊发之际，德惠市对此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03·1”事件)中的受害者救助补偿意见最终作出。

　　确定补偿主体为德惠市人民医院；救助补偿的主要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0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的通知》；补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补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补偿数额为：调查过程中死亡的三人，王某(本报道中王林霞)为224459.71元，李某为180616.82元，邹某为145220.70元；其余因输血感染者15人，每人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首付5万元，另5万元按月支付，每月500元，直至感染者康复，医疗费等其他救助补偿项目按其提供的有效票据，凭票补偿。

　　同时，对其他感染者以及感染者家属按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给予救助。

　　补偿没有涉及2005年10月20日之前死亡的6名受血者。

　　18名感染者及其家属对此补偿协议表示不认可，目前已决定诉诸法律。本刊记者 吕娟 刘志坚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吉林德惠，25人生命的句号将是“艾滋死”

　　本刊记者 吕娟 刘志坚

　　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17个月中，频繁献血17次。

　　两年间，没有经过任何检验的血液“顺利”地流入25名无辜患者体内。

　　加上献血者的两名性伙伴及其中一人的丈夫，共有28人感染，9人死亡，其余的人无助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我们生命的句号是艾滋死”，谁之过？

　　被怪病吞噬的生命

　　艾滋病在他们心中曾是魔鬼的形象，狰狞却遥远。没想到突然一天，它就这么来势汹汹地吞噬了自己的生活。

　　吕德勤(化名)见到记者时，脸上的焦灼掩盖了悲伤，他急于将目前遭遇的困境反映出来，语速急促。但当记者问及他的亡妻在被确诊为艾滋病的感受时，他顿了一下，伸手摘下头上的棉帽，掩住脸……片刻后，记者看到这个49岁的东北汉子泪流满面。

　　2005年12月2日，吉林省长春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吉林省德惠市发生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事件：德惠市宋某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间，17次在德惠市中心血库献血，致使先后接受宋某血液的25人中，18人被确定感染艾滋病(其中三人在调查期间死亡)，6人在开展调查前死亡，同时，宋某的2名性伴侣及其中1名性伴侣的配偶也已被查实染上艾滋病毒。

　　吕德勤的妻子王林霞(化名)不幸成为被感染的患者之一。如果不是他们夫妇当初远赴北京看“怪病”，这起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也许至今仍不为人知。

　　2003年3月26日，48岁的王林霞在德惠市医院做了子宫瘤切除手术，被医生告知需要输血。丈夫吕德勤起初并不赞成让妻子受血，因为“一个叔嫂因输血染上甲肝”的阴影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但医生说，输血对恢复身体有好处”，王林霞最终接受了医院600CC的血液。

　　手术出院后，王林霞的身体状况陷入了异常。

　　“逐渐消瘦，浑身无力，出虚汗，食欲不振，隔三差五发烧，遇到点头痛感冒就卧床不起。”

　　为了给妻子治病，吕德勤放弃了农活，两年间，带着日益虚弱的妻子从乡间的赤脚医生辗转至德惠、长春各医院，病情诊断结果不一，“感冒”、“胸膜炎”、“糜烂性胃炎”。期间，王林霞的口舌、食道、胃逐渐出现溃烂，发烧时，体温最高达到40度以上。每一次问诊，王林霞至少验四五次血，“但没有一次检验结果证明是血液出了毛病”。

　　2005年9月24日，吕德勤带着病重的妻子来到北京市301医院，冀图破解“怪病”之谜，此时，王林霞已基本不能进食。次日一早，他来到医院取化验结果。一张迟迟未出的化验单令他忐忑不安。一会儿，一位护士告知他去楼上主任医生办公室，称主任有话对他说。

　　吕德勤永远清晰地记得那一幕场景：主任医生在确认他是病人家属后，望着他的眼睛良久，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你家属的血有问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艾滋病。

　　吕德勤蒙了，他从电视里知道艾滋病，“很吓人，比癌症还厉害，得上了一定没个好。”

　　拿着化验单，吕德勤坐在医院门口哭了一整天。傍晚，思忖再三的他回到在朝阳门附近租住的小旅馆，将真相告诉了妻子。“我俩抱头痛哭，她不停地对我说，我这么些岁数就完了，完了。”

　　艾滋病在他们心中曾是魔鬼的形象，狰狞却遥远。没想到突然一天，它就这么来势汹汹地吞噬了自己的生活。

　　次日，吕德勤领着妻子来到地坛医院确诊，寻找最后一线希望。医生看了化验单，查看了王林霞的舌苔，确定地说：“100%是艾滋病。”

　　“天塌下来了”，吕德勤绝望之际，疯狂地在脑中搜寻可能使妻子致病的原因，在医生的引导下，他想到了两年前那惟一一次的输血。

　　所幸的是，吕德勤在医生的强制要求下，血液检验的结果呈阴性——他没有被妻子传染，但同时令他揪心的是：妻子的CD4＋值(细胞免疫能力指数)已降至100(正常人指数为700～1150，200即需住院治疗)，吕德勤将其理解成“就像癌症末期”。

　　医生告诉吕德勤他已致电吉林省卫生厅派专人为他们治疗，并建议他们立刻回吉林汇报此事。

　　他们订了26日晚回吉林的火车票。当天上午，吕德勤扶着妻子，平生第一次逛了天安门广场，临近黄金周的广场热闹喧嚷，他的心里凄凉一片：妻子紧攥着他的手，反复地说，这辈子就这一次了。

　　回到德惠的吕德勤与负责接待的德惠市卫生局长红了眼，对方死活不相信王林霞得的是艾滋病，“因为德惠从2000年开始，血库控制得最严，不可能出纰漏”，同时质疑他们是否个人作风不正派。“我们要是做了脏事，绝不找政府，‘麻溜’撞死。”吕德勤决绝地赌咒。

　　十一假期后，王林霞被安排住进长春市某医院，再次检验的结果让那位局长哑然：艾滋病毒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蚀她的免疫系统。

　　2003年3月，王林霞在德惠市医院手术接受的600CC血液，分别来自三名供血者，10月20日，经有关部门查明，其中一名家住德惠市、现年41岁的宋某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王林霞系输血感染艾滋病因此被证实。

　　盘查结果令人吃惊，宋某不知出于何缘故，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频繁在原德惠市中心血库(2004年7月关闭)献血17次，每次至少200CC。这意味着，这条蕴含高危病毒的“血脉”已向德惠各医院更多无辜的用血患者处蔓延扩散。

　　原本因“政策原因被关闭”的德惠市中心血库在此次调查中被发现：曾“在采供血过程中存在严重短间隔采血、漏检，检验未按试剂说明书要求执行，检验未进行室内质控及采血、检验、发血等工作环节记录不规范等严重问题”。

　　调查进行中，王林霞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加速消瘦，头发严重脱落，浑身浮肿，11月6日，再次住进医院抢救时，她已完全陷入昏迷。

　　11月10日，王林霞在昏迷中离开人世。此时她的体重，已由最初的136斤，降至85斤。

　　继王林霞之后，德惠两名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也相继死亡，而在有关部门展开调查之前，德惠市已有6名使用宋某血液的患者不明原因死去——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一刻，他们仍不知道是那袋罪恶的血液夺去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还有多长

　　我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心里闷得发慌，大冷天总想开窗户。亲戚们轮流看着我，怕我跳楼，他们不明白，我不会这样死在自己家里。

　　39岁的高淑芸(化名)站在记者面前，黑色灯芯绒的中式衣裙包裹着纤细的身体，皮肤白皙，五官清丽。病毒目前还没有攻击到她姣好的面容，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她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怕，我们不传染。”她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不确定的恐惧。“经理夫人有艾滋病”，这句无意中听到的私语现在时刻撕扯着她的神经，“每天只要睁开眼睛，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得艾滋病了。”

　　2003年阴历10月，37岁的高淑芸生孩子时大出血，接受了4袋共800CC血液，其中一袋来自宋某。

　　高淑芸的丈夫是德惠某企业的经理，夫妻结婚十多年，感情笃深，但苦于没有孩子，儿子的出生终于令这个小家庭变得圆满。

　　2005年11月初，高淑芸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德惠市医院两次派人来给她验血，称想从母体身上检验一下她两岁的儿子有没有乙肝抗体。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高淑芸回到家中，见丈夫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神情痛苦。问及原因，丈夫说，他得了乙肝，传染给了她。

　　很快，高淑芸知道了丈夫善意的谎言。她被县卫生防疫站叫去进行再次化验，一个工作人员将她带进一个门牌是“艾滋病”的房间，纳闷之际，她看到丈夫和所有的亲属都已经在那里等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除了我”，高淑芸被单独叫进了里屋，在那里被告知了她生命中最大的噩耗。

　　“我当时腿一软，一下坐在地上，我想问他们我是怎么得的，可连话都说不出来。”

　　事后，高淑芸终于明白，为什么两年间她脖侧的淋巴结会经常肿大，疼痛难忍——自己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在与可怕的艾滋病魔进行着殊死搏斗。

　　“现在，身上好几处淋巴系统已经被破坏了，CD4+值降到了400”，表现出来的症状是，“成宿睡不着觉，浑身又疼又累，经常发烧”。

　　血液，母乳，性行为，每一个感染者都对艾滋病传播的三种主要途径熟悉万分，但这同时更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异常恐惧：“什么时候病情发作，发作时要承受怎样的痛苦？”

　　“我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心里闷得发慌，大冷天总想开窗户。亲戚们轮流看着我，怕我跳楼，他们不明白，我不会这样死在自己家里。”她说，为了丈夫和两岁的儿子。

　　丈夫和孩子的血液检验结果都呈阴性，这令高淑芸庆幸之余仍觉不可思议，虽然生产后为了方便照顾儿子，夫妻两人一直分床而睡，但两年间，正常的夫妻生活难以避免，更不要说，她一直都在用母乳喂养孩子。

　　高淑芸正在准备与儿子进行隔离，她“觉得自己身体分泌的任何东西都充满艾滋病毒，尿液、唾液和眼泪”。她每天不停地用消毒水对家里的每个角落进行彻底擦洗，但立刻又会觉得病菌迅速孳生。她不敢亲吻和搂抱孩子，每次孩子凑上小脸要亲妈妈的嘴和脸时，她都赶紧躲开，或者干脆用手紧紧掩住。懂事的儿子见到妈妈流泪，要伸出小手替她擦，高淑芸会立刻将孩子的手拨开，遭到拒绝的儿子瞪大无辜的眼睛看着她时，她心碎欲裂。

　　高淑芸的隔离计划还没有开始就面临夭折。“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根本请不到人照看孩子”，她更担心的是，自己“不在”以后，因艾滋病死亡的阴影将永远笼罩在丈夫和儿子身上，“谁愿照顾他们？”

　　歧视，一生的阴影

　　“邻居见你绕着走，亲戚不串门了，到别人家大门紧闭。”贾茂兴觉得自己成了瘟神。

　　“我们生命的句号是艾滋死”，贾茂兴一字字地强调，“这是我们全家一辈子的烙印。”

　　在此次输血感染艾滋病的25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女孩孙珊(化名)只有24岁。2005年12月8日，记者拨通孙珊家里的电话，她立刻拒绝了记者去她家采访的要求，但答应次日早晨自己赶赴德惠市区与记者会面。

　　12月9日，孙珊没有赴约。

　　德惠市医院原老门诊部，现感染性疾病科，人禽流感留观病房自2005年11月初起，先后住进5名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27岁的曹炳文(化名)将记者领进这间破旧低矮、阴暗潮湿的病房时，不断地“安慰”我们，“这里很安全”，因为每天除了医护人员必要的打针换药和送饭外，基本无人问津这里。这名正值盛年的小伙子因一次胃出血手术被用了宋某的血液而感染，原本健硕的他脸颊眼周异常的潮红，一场感冒轻易地将他击倒。

　　55岁的王洪海(化名)靠坐在病床上，眼睛异常明亮，嘴角始终有抹奇异的微笑。他目前的CD4+值已降到89，正常人达到这种程度已不可能生存，“我是靠精神活着”，他笑着说。

　　王洪海是这次被感染的患者中，惟一一名外地人。他原籍辽宁，后来到了黑龙江七台河，长期在矿井中干活，曾当过矿长。2000年，妻子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为他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为了给妻儿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王洪海跟人做起了运煤生意。

　　2004年2月，运煤途经德惠市内的一场车祸，造成王洪海左腿三节骨头粉碎性骨折。紧接着一次医疗事故，让他瘫痪在床，完全丧失劳动力，“手术时，一部分钢板植在肉皮外，造成刀口无法愈合，每天必须忍受钻心的疼痛。”在外甥的帮助下，王洪海褪下裤子，一块发着刺目银光的金属从他左侧大腿的刀口处突兀地钻出，伤口周围的皮肤已呈黑紫色，黄浊的脓水一点点从刀口处溢渗。

　　“老天爷很爱跟我开玩笑”，正是在这次手术中，宋某的血液被注入王洪海的体内，双重医疗事故致使他在成为残疾人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艾滋病患者。

　　王洪海此次返回德惠市医院，并不是为了艾滋病，他希望医院能为他的左腿重新手术，减轻每天忍受的剧痛，但医院安排他住在这里以后，“一天天推迟手术时间”，王洪海明白，“没有人肯为一个艾滋病人动手术。”

　　王洪海感觉自己体内有股力量正在支撑着他残破的躯体，遭遇没有令他流一滴眼泪，“不能哭，气泄了，人就完了”。

　　支撑王洪海奇迹般活着的力量是他的妻女，他是5岁的女儿和46岁的妻子生存的惟一支柱，“我走了，她们就没有活路了。”一年前的手术和之后的医药费令他不得已卖掉房子，安置妻女到辽宁农村的哥哥家暂住，但夏天的洪水又泡塌了哥哥家的两间房。

　　每天清晨醒来，王洪海都像经过一场恶斗般疲惫，“眼睛涩痛，脸上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硬疙瘩，时常发烧”，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59岁的贾茂兴(化名)身上出现了与王洪海相同的症状。目前，他的CD4+值已降到140。他坚持让记者用自己的真名，“我不怕，摊上这事，再怕也没用，再说，这不是我自己染上的，是别人给输上的，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提高警惕。”

　　贾茂兴于2004年6月外伤手术输血时染上艾滋病。一个月前，县卫生防疫站派人两次去他家免费验血，“说是回访重症病号”，贾茂兴当时很高兴，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让他们把自己对德惠医院的感谢带到。

　　得知实情时贾茂兴没有哭，“幸亏我还没有心脏病，否则可能那时就蹬腿过去了。”但几天后，8岁的小孙子跑到爷爷面前哭诉小朋友都不愿跟他玩，说他爷爷有病时，贾茂兴的泪水哗然而落，“到了这个岁数，孙子是我的命根子，我哪能让他跟我受这罪呢？”

　　贾茂兴一家五口人原本和睦美满，得知患病后，这个家庭面临解体。“怕传染他们，吃饭时只能在碗边夹口菜”，即便如此，儿媳妇也谨慎地绝不再碰那碗一下。无奈，曾在家里有着绝对权威的贾茂兴决定，今后与儿子分家分灶。“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别人没法体会的。”

　　“邻居见你绕着走，亲戚不串门了，到别人家大门紧闭。”贾茂兴觉得自己成了瘟神。

　　被歧视，是所有患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王林霞死后，吕德勤以胃癌为名向同村人隐瞒了妻子的死因。出殡当天，德惠市卫生防疫站却开车去他家，当着众村人的面要求再为他及其儿子女儿验血，确定他们有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全镇上千口人一下全知道了，我们家出了个艾滋病人。”第二天，曾给女儿介绍对象的人带话过来，“男方家说了，以后别再见面，这样的女儿白给都不要。”

　　随后，村里的人对他们全家敬而远之。“儿子女儿被迫上外地打工”，吕德勤觉得村里已没有他家的立足之地。

　　82岁的闫桂贤(化名)至今仍不愿相信自己竟将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他费力地向记者比划，“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当过校长”，耳背的老伴在旁边为他解说，“四代同堂”，最终，只有80岁的老伴愿意陪他在这个阴冷的病房中煎熬余生。

　　“我们生命的句号是艾滋死”，贾茂兴一字字地强调，“这是我们全家一辈子的烙印。”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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