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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维:此生幸福在跟石头较劲儿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6日15:48 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们已较少使用名章的今天,相较于书法和绘画,篆刻已然是一门寂寞的艺术。不过,就在寂寞的篆刻界,却有一位并不寂寞的篆刻家。他不但不寂寞,而且还经常被热闹地关注,媒体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他的新闻。他就是著名青年篆刻家张国维。

  采访-本刊记者 彭明榜 图-张国维 提供

  生为我爷爷的孙子,这是我一辈子的动力

  记者:人们向别人介绍你,总免不了要提你爷爷,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他爷爷刻的”……

  张国维: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是既活在爷爷的光环中,又活在爷爷的阴影里。有这样一位刻过开国大印的爷爷,加上我搞的又是篆刻,想让人不提他很难。

  记者:刻开国大印可是件历史大事,你爷爷怎么就赶上了?

  张国维:我爷爷名叫张樾丞,从清朝末年起,就被人称为“铁笔圣手”,是琉璃厂名闻全国的同古堂的老板,著名的篆刻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御笔”“宣统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和“无逸斋精鉴玺”等御印,都出自我爷爷之手。民国时期的要人徐世昌、段祺瑞、张宗昌、曹锟、康有为、冯玉祥、吴佩孚等人都用我爷爷刻的印章,甚至连

北京大学授学位的章、中央银行当时发行的纸币上的“中央银行总裁印鉴”,也是我爷爷刻的。有文章记载,说我爷爷“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其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鲁迅在他的日记里也记有他曾三次到同古堂刻印,共木印5枚,石印3方,他对这些印的评价是“颇佳”。或许就因为我爷爷的名声响亮,当新中国成立需要刻开国大印时,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他。

  记者:具体经过是怎么回事?

  张国维:听我父亲讲,大约是在1949年6月间,齐燕铭(后来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来找我爷爷,请他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爷爷领了任务后,就忙着翻资料,找印谱,忙了好些天,然后拿出了4张印样,分别用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印样被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定。过了一段时间,齐燕铭又来找我爷爷,把印样送了回来。待齐燕铭走后,我爷爷激动地对我父亲说:“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共产党的心里果然真是念着老百姓。”然后,我爷爷领着我父亲化铜、浇铸、打光,再画样、写字,拿凿子凿,用刀子修,花了大概两天工夫,就把大印刻制好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公章都是用宋体字,就是从我爷爷刻的这枚国印开始的。这以后,爷爷还给周恩来和朱德刻过印章,北京市政府的大印也是我爷爷刻的。现在,这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

  记者: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你还没出生。

  张国维:是的,我爷爷1961年去世,我1963年出生,我没有见过他。

  记者:你没有见过他,那他对你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啊。

  张国维: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好像无处不在。我开始记事时已经是“文革”中期了,家里已被抄过多次,但还残留有一星半点的印谱和旧画。大概是7岁时,我就用透明纸蒙着张大千的《仕女图》画着玩儿,稍大点,又就着残破的印谱进行描摹。这些旧画和残破的印谱都是爷爷留下来的,是他给我“创造”的一种环境,是对我的一种精神遗传。有人说我是12岁开始操刀篆刻,也有说是14岁开始的,其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是哪一年开始的,总之就是在爷爷留下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父亲的诱导,不知不觉就接触上了篆刻。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一种“世家传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气质”?

  张国维:并不全是这种虚幻的东西,还有很实在的帮助。比如说,他留下的人缘,在我的成长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跟萧乾坐在荣宝斋门口的台阶上玩儿,聊天,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是什么名人,只知道是个伯伯。还有叶浅予,也常到我家串门,见我刻章,总说好好好,说实在的,今天想来,那刻得有多好啊,不过是鼓励我啊。还有启功、史树青、刘海粟……等等前辈大师,他们都跟我爷爷有过交情,对我有过浇灌。

  记者:人们总是将你和你爷爷联系在一起,你觉得有压力吗?

  张国维:我没感到有压力,倒是觉得,有这样一个爷爷,是我的一笔财富。生为我爷爷的孙子,这是我一辈子的动力。也就是说,在艺术上,爷爷为我树起了一座够我攀登一辈子的高峰,一想到我是他的孙子,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逼着我,要去追赶他,要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独有的篆刻艺术。史树青先生曾在为我的《国维印草》写的序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吾喜樾老之有孙矣”。我明白史老的意思,这里的“有孙”,不只是有了个孙子,而是有了一个能继承家学的孙子。要够得上这句话,我得努力。

  在天坛祈年殿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上,罗格主席用我给他刻的名章确认会徽

  记者:你现在还是很不错啊,我常在报纸上看到对你的报道,作为一个篆刻家,你已经够有名了。

  张国维:那都是社会各界还有朋友们抬爱的结果。再就是正赶上好的机会。

  记者:你所说的好机会是指……

  张国维:就拿我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刻章来说,这是媒体报道我最多的一件事。要不是赶上北京申奥这样的盛事,我的章刻得再怎么着也不可能作为礼物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啊。

  记者:这其中有什么故事?

  张国维:那是2001年8月,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来北京观摩大运会。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发现他总是对汉字名签感兴趣,甚至问他的中文名字怎么写,何老当即就表示要送他一方印章做纪念。2001年中秋节前后,何老托人找到我,让我刻制这枚特殊的名章。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不是有句口号叫“申奥有我一份”吗?我这也是为奥运会出力呀。那方印章的材料是福建寿山岩,用阳文小篆刻了“罗格之印”4个字。那方印线条简洁,显得十分明快。不久,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何老把这枚印章送给了罗格主席。据说罗格当时非常高兴,说这是他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纪念品,并表示今后所有给中国的正式文件中他都要用这枚印章。

  记者:后来果然用了?

  张国维:用了。第一次用是在2003年3月28日下午。那天,北京奥组委代表团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专门送审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方案。 当“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展现在国际奥委会官员面前时,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罗格主席称赞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罗格就在这时给了所有在场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说:“我要以你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旁边的秘书递上了我给罗格主席刻的那方名章。罗格先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地盖上“罗格之印”,然后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记者:这一幕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

  张国维:你说的是2003年8月3日晚上,在天坛祈年殿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发布仪式上,罗格主席用我给他刻的名章确认会徽,那个镜头是全世界都看到了。

  记者:你当时在哪里?看到那个镜头的一瞬间是什么反应?

  张国维:我在家看电视。看到那一幕时很激动,我回头对70多岁的老父亲说:“罗格用的印章是我刻的!”父亲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说:“当初你爷爷给开国领导人刻的印章,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如今你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刻的印章,又见证了中国的繁荣昌盛。你们都比我有福啊!”

  记者:对于一个篆刻家,能有机会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名章,并且这名章能成为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确实是一件“有福”的事情。

  张国维:我到现在总共已刻了两万多方印,引起社会关注的,或者能引以为荣的,固然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大型活动和重要机构、重要人物,常用我刻的印章作为礼品,这些也都让我感到自豪,感到自己被社会认可、关怀和支持,我当然会把这些都看作“有福”的事。但是,我还刻过一些印章,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心有暖意,我同样将这样的机会也视为自己的“福分”。

  记者:举举例子。

  张国维:我刻过一枚“爱心”,捐给了一个慈善活动。这枚“爱心”在网上拍卖,被一位好心人用2万元买走。想到这枚“爱心”传递了爱心,给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帮助,我的心就感到温暖。还有一个小女孩儿,她兴冲冲跑来找我,说她画了一幅画,要参加第二天在少年宫的画展,但是没有印章,让我给她刻一枚。我给她刻了。看着她拿到章时的高兴劲儿,我真的是十分受用。像这样的小孩子,我常想,给他刻个章鼓励鼓励,保不准三五十年后就成了徐悲鸿呢?

  每当刻完一枚章,看着边款上亲手刻上的“国维”,我就有一种成就感

  记者:你刻所有的章都一样尽心、认真吗?

  张国维:从心里说,无论是达官显贵、名人大款,还是普通朋友,谁来求章,我都一样,一样地精益求精。因为每一枚我刻的章,边款上都刻着“国维”两个字,这是我的名字啊。每当刻完一枚章,看着边款上亲手刻上的“国维”,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品牌感,我不能不把每一枚章都当一回事儿。当然,我得承认,在给名书画家刻印时,一开始我就会多一层压力,生怕自己刻得不好,格外紧张,所以常常会一枚章刻了磨掉,再刻,再磨,多的甚至磨过8遍,第9次才刻得让自己满意。

  记者:那么多人找你求章,你烦过吗?

  张国维:坦率地说,真的没有。我每年都要送出去几百方章,我没有烦,还很高兴。这说明人家看得起我,抬爱我,也说明人家喜欢篆刻艺术。多些人喜欢,对于篆刻艺术的传播和弘扬是好事。再者,人家拿着石头来,点着命题来,让我练手,鞭策我提高技艺,这样的好事到哪儿找去?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每天坚持临印谱?

  张国维:我是个生活很简单的人,也不喜欢到外面应酬。所以,每天晚上都在家,看看书,临临印谱,再就是把当天答应人家的印章刻出来。这一辈子,我的幸福就是在这跟石头较劲儿上了。不久前,我重新整理了我爷爷在1935年出版的《士一居印存》,交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的过程中,我越发看清了我与爷爷之间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让我感恩于有这样一个爷爷,他的印谱成了我的第一本教科书,所以我才能有今天。去年,我去给地矿部的一个篆刻比赛当评委,有一个勘探工人刻了一枚很好的印,是毛主席的一首长诗。当时,我在那个印前沉思了许久,我想,这个工人要是有机会从事专业,他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没有机会。而我出生于这样一个世家,又很幸运地从事专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我说这些,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还要每天坚持临印谱。

  记者:有一篇文章说你每天都写日记,日记本堆起来有桌子高了。

  张国维:是,这是多年的习惯了。每天,无论多忙,多晚,我都要记下当天见了什么人,人家对我说了什么话,对我有什么启发,人家的风采怎样,我做了什么事。刻章这门艺术,很大一个好处是能交朋友,交很多朋友,各个层次的朋友,能够跟各色人学习。记下这些,也是一笔财富,知识的财富,人情练达的财富,世事洞明的财富。对于我,记日记就是一种学习。

  记者:对于喜欢篆刻的年轻朋友,你有何建议?

  张国维:篆刻艺术也是学海无边,第一要培养起热爱的兴趣;第二要多临多看印谱;第三要多刻;第四要丰富其他艺术素养。我已经翻烂了好几本篆字字典,刻了两万多方印。如果你真喜欢篆刻,就不妨要下决心也翻烂它几本字典,刻上几千方印章。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中国印为会徽、用中国篆字笔法绘体育图标,我相信,篆刻艺术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记者:从你爷爷到你父亲再到你,你们家已是三代治印名家,你儿子他喜欢篆刻吗?

  张国维:他现在在大学里学医,对篆刻还没培养起兴趣。看来,我只能寄希望于他成为一个医生中刻章刻得好的人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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