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夫妻的新西行漫记

　　行走夫妻(深圳)

　　我们是对中年夫妻。2002年3月，我们萌生出到中外乡村去行走的念头，甚至打算将整个后半生，都规划为“行走人生”：以行走为生活和生存方式。

　　也许是我们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肃从事过新闻的缘故，也许是那个年代的激情

早已渗进我们的血液，在萌生行走乡村念头之初，我们就界定自己的行走既非普通意义的户外运动，也不是休闲意义的旅游；既非“另类扮酷”，也不“小资情调”。我们的大致想法是，拟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到中国和国外的乡村去行走，去与沿途村民同吃同住，希望能以行走方式，脚踏实地地观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真实现状，比较中、外“三农”的政策取向和生存环境，同时也籍此亲近大自然，让心灵放飞山川村野。

　　经过近两年的户外体能热身，我们于2004年6月9日正式出发，按计划去中国西部老少边穷山村行走。

　　童婚与失学

　　——西部孩子“不能承受之重”

　　“童婚”：摧残儿童的元凶

　　云南是我们“西部体验”的第一个省份。

　　在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这“四江”流域的藏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村寨，我们了解到，这些地方至今还仍然盛行“童婚”(或曰“早早婚”)习俗：那些自身都还只是孩子、只有十多岁的少年儿童，却早早地结婚生孩子，挑起他们根本无力承担的为人父母的生活重担，是真正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2004年7月25日晚，我们在迪庆高原小中甸村藏族人家投宿。藏民七林央吉对我们说，她儿子七林尼玛十二岁没结婚，居然招来不少亲戚和村民的非议。我们看见七林尼玛个子十分矮小，看上去完全还是个小孩。而他的同龄小伙伴，据说多数已经结婚。

　　8月4日，我们从怒江上游的丙中洛乡徒步到秋娜桶村李打凼组，正在晒场上打麦的怒族女子李子花告诉我们：她今年17岁，她的孩子已3岁多。也即是说，她不满14岁就生了孩子。

　　“童婚”对少年儿童进行了无情摧残，是经济落后、社会蒙昧条件下的恶劣习俗。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严重破坏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素质，是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元凶之一！而云南一些地区居然广泛存在“童婚”，实在让我们痛心疾首！

　　从来村民不读书

　　乡村教育是我们行走乡村时观察、关注的重点之一。

　　2004年8月7日晚，我们徒步到怒江上游的贡(山)——独(龙江)公路边的一户王姓傈僳族人家投宿过夜。王姓傈僳族人家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子，都不识字，因为她们没上过学。经细问得知，离公路仅几十米处的山坳里有一个居住着十几户人家的王姓傈僳族村子，不仅现有的八、九个学龄儿童个个都没上学，已有的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全都没上过学。换句话说，这个住着十几户傈僳族人家的大村子，祖祖辈辈都没有上过学。

　　这里沿公路计算，离贡山县城有23公里，但若按小路计算，不过10公里。就是这个离县城并不远的“王家村”，居然祖祖辈辈、子子孙孙至今无人上过学，我们在震惊之余不知如何描述内心的复杂感受！

　　学生想上学，课桌要自备

　　9月1日，我们在四川剑阁县剑门关镇街上看到，在这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前往剑门中学、剑门小学入学的每个学生家长，无一例外地或头顶或肩扛或背驮着课桌、凳子、床板、蔑笆折、棉絮、被子、大小木箱、大小包袱、盆子、水桶，孩子们也帮着拿些小的物件，像搬家似的。

　　我们被家长和孩子搬运“行李”的方式深深吸引住了，赶到两所学校门口一看，校园内外比繁忙的集市还要纷繁杂乱。

　　“我们这里的孩子上学，除了教师和教室，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准备。”一个家长对我们说。

　　学校的校工也说：“我们这里都是这样，所有生活用品都由学生自备。”

　　“上课用的桌子凳子和学校做清洁时用的扫帚、盆子、水桶、抹布等等，是学生的生活用品吗？”看门的校工哑然不答。

　　已读初一的魏雪莲同学告诉我们，她和妹妹分别读初中和小学，课桌课凳要自备两套，自己从小学升初中后，课桌和课凳也由小学搬到了旁边的中学校去了。

　　一位经营电话亭的大嫂告诉我们，学校规定课桌和凳子必须由学生自备，家长或买或做，否则孩子不能入学。

　　走进剑门小学门口，我们正想找校方询问原由，不料却有一位自称是“学校的人”的人上前干涉我们的观察，以学校不允许参观为由，把我们赶出校门。我们只得在校门外继续观察。

　　我们随后去到剑门关镇政府，想找镇长询问必须由学生自带课桌课凳的原因，但见“领导办公室”门大开着却空无一人。转而到“党政办公室”，里面有两个年轻女子坐在办公桌前，回答我们说：“领导不在。”

　　我们无功而返，继续在街上和学校门口观察这一我们从未见过的独特入学景观，这一景观比天下称雄的剑门关更独特，更引人注目和深思。

　　剑门关镇是“旅游强镇”和“豆腐大镇”，财政状况想必不会太差，所在的剑阁县和广元市交通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上学时什么都必须自备自带呢？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剑阁县剑门关镇的中小学校，广元市其他各县的中小学校也普遍存在。

　　我们当时很想建议剑门关镇的学生和家长问问剑门关镇、剑阁县、广元市的行政首长：国家财政拨划到这些地方的教育经费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高收费扼杀入学机会

　　在此之前的8月23日下午，来自小金县双柏乡的一位16岁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告诉我们，她10岁才和弟弟一起上学读小学一年级，老师对她和同学们很不好。她和弟弟的学费的唯一来源，是妈妈背着辣椒“转山”叫买所挣得的微薄收入。她妈妈拼着命“转山”用农产品换钱，把她和弟弟送到县城来读书，但县城的学校却变着法子要他们交几千元的高价“转校费”，各门课的老师也都变着法子要他们交昂贵的“补课费”。好不容易熬到小学毕业，本以为在城里读了小学，上中学就不用交“高价”。谁知学校和老师都“不讲理”，又要交几千元钱才肯让他们升学读初中，姐弟俩合计要六七千元。

　　“妈妈都快要急疯了！”来自双柏乡的小姑娘眼里噙着泪水对我们说。姐弟俩因为没钱交“高价费”，临近开学还没得到升学入学通知书。这位16岁的小学生表示，她只能回家帮妈妈挣钱，以保弟弟能交高价上初中读书。她反复问我们：“我们小金怎么这样穷呢？”“我们小金的学校和老师为什么这样坑我们呢？”我们无言以对。

　　小金县是我们在西南地区见到的最荒凉、最贫脊的穷县之一，县城也是我们行走以来见到的最破烂、最局促窘迫的县城之一。我们注意到，连小金县委和县政府之间广场边的公共厕所，也是由成都市金牛区援助修建的。然而，如此贫困县，县委办公楼却是小洋楼，高高在上，有如鹤立鸡群，与整个县城民居的破旧不堪、局促窘迫形成极大反差。我们在全国许多地方看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但在小金县城，最好的建筑却是县委的办公楼。

　　现在，国家已拨出专项巨资，让九年义务教育名副其实，对贫困山区的中小学生上学更是实行“两免一补”(免学费、免书本费、补助生活费)。但据我们在乡村行走时了解，许多乡镇学校，却又变着法子掏学生及其家长的腰包，其中最突出的是“择校费”、“转校费”、“补课费”，金额高出原来的学费、书本费许多倍。此外，还有“校服费”、“校外参观活动费”、“保险费”等等名目。

　　剑门关镇村民们告诉我们，以前各村有小学，孩子上小学可走读，“现在改革了，孩子读小学也必须全部到街上的小学来住读，费用当然也成倍上涨。”

　　2004年9月1日，剑门关镇剑华村一位小学生家长向我们反映，他当天给学校交了515元人民币，其中保险费30元，其余485元是学杂费和住读费。至于学费、书本费和住校费分别是多少，他不知道，学校只笼统收钱，不分明细，也不开发票或收据。

　　另外，还有学生住读洗澡费20元、校外参观费、校外参观交通费、校服费等等名目的杂费暂时未交。这些名目的收费，压榨着乡镇中小学生及其农民家长，使中央政府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孩子免费上学的积极政策很快就由正数变成负数。

　　一年之后的2005年9月24日，我们在陕西安沟村走访，村民石有华对我们说：“我们这里的孩子上学的学杂费已经全免了，这当然很好。但现在虽然孩子上学不要钱，可我们安沟乡没有中学，上中学必须到县城去，每个月仅仅是来往路费，就要40多元，再加上住宿生活费，一个学期要180元，一年就是360元，如果两个孩子就要720元。这对农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弄得农村孩子只能读小学，而上不起中学。现在许多学校，名义上是全免学费，但总是有其他收费名目，并没有从根本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问题。”

　　石有华感慨：“如果只读小学，不上中学，下一代农民仍然是没文化的农民。让它们来完成农业升级换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甘肃南部目击记

　　怪事一：天水无水

　　2005年4月19日，我们从陕西徒步进入甘肃，沿315国道行走在两当县境内。徒步翻越凤凰山后，举目四顾，视野里尽是荒山秃岭，一派陇上的荒凉苍茫。远远近近的秃岭，有大片大片的黄土坡地被翻犁开来继续耕种，即便陡至60-70度的坡地，也不能幸免，退耕还林在这里似乎还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徒步到达两当县城，城边有宽阔的两当河河床，但河水已涸竭为涓涓细流，气若游丝。河里无水，山上无草无树，环境还在进一步恶化。

　　4月21日，我们离开天水，前往甘谷，一路上的荒凉更是我们行走以来从未见过的。客运班车行驶在山脊上，一眼望出去，远远近近的山丘，满目黄沙，满目荒凉，几乎看不到树木绿草。偶尔看到有人家座落在土丘之中，村舍多为低矮的土坯房，空中黄沙弥漫。班车经过的一两个村子，我们看见的是乌烟瘴气，路人蓬头垢面，没有绿色，没有河流，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生存的。

　　我们进入甘肃行走所看到的大小河流，宽宽河床上流淌着的都只是一股细细的黄泥汤。很多河床已经被开辟成农田。秃山荒岭中夹杂的一条条“河流”， 只有很小很小的黄色泥浆在艰涩流动，就好像撕裂的肌肤在流血，看得人不禁心痛落泪。

　　我们一方面深感这里的人很了不起，身处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居然还能在此挣扎生息；另一方面，这里的土地已不堪重负，脆弱至极。那漫山遍野被翻耕的坡地黄土、红土，好似被撕扯得血淋淋的伤口、黄腥腥的浓胞；而那干涸的藉河河床似乎早已欲哭无泪，时时让人有揪心之痛。

　　天水本来是因“天河注水”的优美传说而得名。相传在天水城南，有一个美丽的湖泊，是天河之水注入其间而形成。无论旱涝，湖泊里的水均无增减，并且水质甘冽纯净，当地百姓称这个湖为“天水井”。曾几何时，这里气候宜人、水草丰茂。生活在这里的老人对我们说，在并不太遥远的几十年前，还有几条大河在这里流淌。遗憾的是，这些全都真的已成为历史和美好的传说。今天的天水，美丽的湖泊没有了，丰茂的水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黄沙漫漫，山荒岭秃，宽阔的藉河，徒有河床，干涸无水。伏羲庙、玉泉观的背靠山岭，既无草，也无树，气候干燥得已极不适宜人类居住。

　　怪事二：甘谷无谷

　　尽管我们在行走之前，已对在西部农村可能看到的民生艰难程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当我们真正身临其境时，仍然禁不住难受难过。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甘肃省的甘谷即以贫穷著称，流向全国各地的乞讨者那句特有的“我是甘谷的”，让周围几个省都知道“很多要饭的，都是来自甘谷”，至今还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对当年甘谷人上门乞讨要饭的情形记忆犹新。

　　正是因此，我们在制定行走计划之初，就将甘谷列为必须行走的重点地区之一。我们想看看，几十年前以要饭乞讨闻名的贫穷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是否改观。不幸的是，甘谷依然是我们所见过的最荒凉、最穷最差的县。

　　4月22日，我们来到甘谷县。渭河流经甘谷，是我们进入甘肃后见到的惟一一条称得上有河水在流淌的河流，但其流量仍然与宽阔的河床不成比例。而甘谷城西大象山下的另一条河流，只有很小很小的黄色泥浆在艰涩流动。

　　甘谷县城关内，到处是成堆成片的垃圾，让人觉得甘谷不仅穷，而且脏，城关居民犹如生活在垃圾堆里一般。

　　甘谷县的官方资料还介绍说，甘谷县气候温和，川道区地势平坦，土层深厚，灌溉条件良好，适宜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有“金腰带”之称。南岭渠使南山6万亩农田变得富庶丰饶，十余万亩天然次生林和广阔的草地，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质天然资源。

　　但有如此“得天独厚”条件的甘谷，却以贫困著称，我们不得不问：何至于此？

　　怪事三：磐安退耕不还林

　　4月23日晚，我们到了甘肃省三大镇之一的甘谷县磐安镇。磐安镇交通便利，有316国道和铁路贯穿。这里不仅是辣椒之乡，据称还是中国最大的韭菜基地，每天有不少卡车将这里的韭菜运往全国各地。

　　到磐安镇的第二天正逢赶集，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我们满心欢喜，以为有这么畅旺的交通与物流，磐安人的日子应当好过，经济应当宽裕富庶。

　　当我们到北街顺天餐馆午餐时，彭姓店主却极力否定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里的人穷得很！”彭姓店主说：“这里人多地少，又持续四、五年干旱。你们看到的市场上，卖的多是由人均只有二、三分的湿地所种植出来的瓜果蔬菜。我们这里隔天赶集，人们都赶早来这里，争抢着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所以看上去比较红火热闹。但越是这样，越卖不起价钱。尤其是许多镇上居民，没有生活来源，就到村民手上去收购蔬菜水果，做转手买卖。如果你当天卖不出去，就只能第三天才赶集，那样就必亏无疑了。所以即便是赶集日，也只有早上到中午这几个小时有生意。”

　　果然，当我们再从老彭的餐馆后门看农贸市场时，市场已冷清下来，还没卖出的蔬菜已经蔫巴。

　　老彭家住在离集镇两公里的村子里，全家五口人，他和妻子及大女儿在此经营顺天小餐馆，两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兰州上学。他家原有人均2.8分湿地，被建设用地全征用了。另有人均4分旱地，几年前全都“退耕还林”了。所以只好在镇上租店经营小餐馆。小餐馆以面食为主，卖不起价钱。

　　我们说起从陕西进入甘肃后，经过了两当、徽县、成县、天水、甘谷以及许多乡、镇、村，除了徽县外其余几个县大都是荒山秃岭、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甘谷的情形最为恶劣。

　　老彭听了之后，情绪激动，声调提高了许多：“不是我们农民不种树，不是我们不拥护退耕还林，实在是因为被逼无奈呀！”老彭说，“离我们磐安仅3公里路程的武山县洛门镇，退耕还林补助标准是每亩200公斤面粉。他们的补助能够让村民吃饱，所以他们退耕还林，漫山遍野都真正种了树。因为农民领了面粉，就有管理所种的树的责任。可我们这里退耕还林补助的标准是每亩100公斤面粉或150公斤麦子，山地虽然退耕了，但由于补助粮无法维持全家生活，农民也就无心去管理自己种的树。85%的中青年农民只好纷纷外出挣钱来养家糊口，山地上所种的树都死掉了。相差的100公斤补助粮到哪去了？”

　　“最奇怪的是，我们这里的各级政府，允许农民只要退耕，不管是否还林。退耕还林四、五年了，山坡还是荒地，没有树。现在，又说是允许我们在退耕还林的山地复耕。每亩100公斤的补助粮停发了，当然只能去复耕，据说理由是种不了树，还是复耕。”

　　“我们这边的县、镇、村干部，为什么允许村民只要退了耕就行，可以不种树？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让村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外出打工也行，在本地做小生意也行，你不用去种树养树也可以，只要你不去找他们的麻烦，你怎么做都成。你不是说100公斤面粉不够吃吗？我允许你不种树不养树而出去挣钱来买粮过日子呀！”

　　“可我们村民自己心里很不好受。”老彭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山坡上到处都是大树，满地都是树叶。三十几年的功夫，山岭全秃了。山岭越是秃，天气就越是干旱。我们这里已经好几年没有能积水的雨水天气了，山坡山岭的沙土干得都能飞扬起来。用不了多少年，就是全面沙化。我们何尝没想到，这样下去，我们的子孙今后没法在这片土地上活命了。我们何尝不希望赶紧大面积种树，争取三五年后有成片成片的树林，也就有了正常天气，三晴两雨风调雨顺。可我们没有足够口粮维持基本生活，中青年只能远走他乡为生计奔波，导致土地荒下去，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

　　怪事四：农村收费没名目

　　第三天，我们改在另一家餐馆用餐。店主姓张，50来岁，磐安镇大柏村人。当天不逢集，除我们两人外，没有别的顾客光顾，他便热情地特别为我们泡沏此地特有的罐罐茶。茶过三巡，话题慢慢聊开。

　　“在我们这里，无论退耕还是还林，分配退耕补助粮，还是分配还林片区、树苗等等，都有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老张说，此外还有农电改造，还有收取各种农业、副业的各种费用，都容易遭受到层层盘剥。

　　“现在中央规定不缴农业税了。但农业税才多少钱？其他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费用，人均都是农业税的多少倍，没有硬性规定明确金额，也不出具任何文件、票据。如果没有干部做亲戚，谁都不敢不交，不交就有成倍成十倍的罚款。”老张说：“每个村都有一部分机动留用地。村干部们的报酬，一是上面有旱涝保收的财政拨款，二是有农户上缴的各种费用的提留，三就是村里的机动留用地，出租收取租金。这是明的，另外还有很多灰色收入。”

　　张大哥说，这里的孩子上学不仅要每学期交120-130元的学费，还要交教育基金，每人每年60多元，此外还有义务出工费、税金和一些不知名目的我费用，加起来每人每年还要交120多元。甘谷本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又是少有的贫困山区，按说孩子上学国家是有优惠政策的，但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有优惠。

　　说到农电改造，老张直摇头，“国家本来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农电改造，但这正是某些人大捞一把的时机，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单单是电表费及电线等费用就在200元以上。把电线接好后，通电还要再收十元钱，若自己私自接线，至少罚款200到500元。”

　　“现在可以说是人心都变冷变坏了。”老张说，“不只是当官的，就是村民，心肠也不热了，互相都有仇有冤似的。过去，哪家要修房造屋，只要鞭炮一放，全村的人都自觉去帮忙，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越帮越亲。现在，都只能到街上市场上去请民工，每天每人少则20元，没有任何村民再像过去那样主动去帮忙。”

　　我们深深为老张的讲述而震憾！

　　就在我们写这篇稿件之时，甘谷县县委书记、县长的丑行东窗事发：据新华网兰州2006年7月31日报道，甘谷县长离任前，与县委书记密谋策划，10天之内“突击提干”115人，将甘谷县政协主席的妹妹、政协副主席的妻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妻子、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儿媳等在任和离退休领导干部的亲属，突击调入事业单位吃“财政饭”。其中，白晓玲提名调动30人，杨永晖提名54人，宋丕林提名14人。

　　至于甘谷此次“突击提干”行动中有无收受贿赂、买官卖官行径，官方报道中未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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