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六一”儿童节的日子里，“为了孩子”正在成为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正在成为我们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课题。对政府来讲，是不是“为了孩子”，就是一个是不是为了多数人的大问题。孩子是有父母的。孩子的事无不牵动着周围的一群人。为了孩子，就是为了多数；一心为了多数才能真正代表多数。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话很有道理。不过，在当今之社会，“善政”者一定要善于把“善政”与“善教”统一起来。有远见的政府会把投资的目光转向孩子，鼠目寸光的政府不把孩子放在心上。雄才大略的中国执政
党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一再强调“加大教育投入”，充满着对孩子的高度关爱。“为了孩子”是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
讨论“为了孩子”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千秋大业。说它是“当务之急”，是因为现在有个“救救孩子”的问题，要把贫苦的孩子从辍学、失学中解救出来，要把富裕的孩子从营养过剩而又严重“缺钙”中解救出来；说它是“千秋大业”，是因为今天的孩子就是国家明日的栋梁。明日之栋梁的素质与其说要在明日才能定下来，不如说要看今天对孩子的教育状况。
孩子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多年来，孩子在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规则不平等，正在成为上下之间、贫富之间的大疙瘩。解决孩子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当前，安全问题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孩子问题之一。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成员国，按公约规定，我国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应列入儿童。换言之，每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都应享受家庭、社会对他们的特殊关爱。这种扩大化的保护范围的确立，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孩子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事业发展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解决孩子问题要全面关怀孩子。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公安部开展的“中国儿童步行安全状况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共有7078名中国儿童被道路交通伤害夺去了生命，有28017名儿童在道路交通伤害中受伤。这是多么令人焦虑的数字。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案等都和孩子安全问题直接相关，并向我国的儿童食品和药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解决孩子问题，首要的是要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府有能力通过制度建设为孩子的成长塑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在这个信息爆炸、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给予我们孩子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教育环境，还有巨大的挑战与责任。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孩子们承受着前所未来的心理压力。由此而带来的学习倦怠、精神紧张、沟通障碍等若干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孩子们的精神安全。此外，网络的普及对于缺少判断力的儿童来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质疑。因而，我们应该对孩子安全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注重孩子生理安全的同时，也不要忽视精神伤害这一隐性因素的作用，努力做到真正全面地关怀孩子的成长和安全。
解决孩子问题要培养孩子新的道德观。如果把孩子成长所需的外在因素看作一种物质钙质，他们成长所需的更为关键的内在因素可称为一种精神钙质。这种精神钙质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全新的道德观，为他们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内在精神环境。胡锦涛同志在阐述荣辱观教育的对象时，特别強调了青少年。“特别”二字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荣辱观的培养，是要教育孩子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小到公车上为需要的人让座，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大到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提高和完善的过程。
培养孩子的道德观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长和社区力量共同参与。尤其要发挥政府和社会在培养孩子道德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建设一个健康大环境，才能为孩子道德观的培养塑造一个良好氛围。
解决孩子问题要注意不要过度安全。关注孩子问题也有一个适度问题。其中溺爱和家庭暴力也是目前的两个现实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问题是由于没有准确把握关爱孩子的适度性。爱护孩子并不意味着要包办孩子全部的事情，爱护孩子同样不能因为孩子和我们的期望有差距就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打骂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应具有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的品质;是拥有坚强的信念、坚韧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孩子。
防止过度安全，需要家长和教育界懂得如何正确科学教育孩子和爱护孩子。具体讲，他们应该具备一定教育理论和相关知识，建构科学教育理念，掌握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促进孩子全面成长。溺爱和家庭暴力都是不适当教育的重要外现。
只要我们树立新的孩子问题安全观，重视对孩子安全的制度和政策性改进，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孩子安全工作，系统地推进孩子安全事业进步，就一定能够促进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为我国儿童整体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