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航天技术专家弗雷塞

　　本报特约记者邢国欣

　　日前，美国研究中国航天计划的著名专家弗雷塞教授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她就美国对中国航天军事目的的疑虑、美国如何看待中欧在航天领域的合作、美国是否会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琼·约翰逊—弗雷塞教授(Joan Johnson-Freese)现任美国海军作战学院国家安全决策部主任。最近，弗雷塞教授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中国太空计划和中美航天合作的文章，她的观点被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广泛转载。

　　互信是中美航天合作的基础　　　　

　　近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弗雷塞认为中国在提倡禁止太空武器条约的同时，也在毫无顾忌地从事反卫星技术的研究。中国对导航卫星的兴趣也很浓厚，因为这可以提高导弹的命中率。美国的航天专家对中国的航天计划抱有疑虑，他们的观点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和中美航天合作。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对中国航天计划的军事目的表示担心，这是否构成中美航天合作的最大障碍？您认为中美航天领域开展合作还存在什么其他障碍？

　　弗雷塞：美中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面临的障碍是多方面的，这几个方面是相关的。美国对中国航天计划的意图和该计划在技术层面的发展确实感到非常难以捉摸。长期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合作，这种合作是建立在通过信息分享——首先是在科学家中间进行而形成的信任基础之上的。一直有一种感觉，中国科学家不能或者说不愿分享甚至属于基本的信息。确实是这样，当我在写有关中国航天计划的那本书事时，试图从中国了解一些信息，比如中国正在做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时，我碰到了很大困难。这个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如果不通过信息分享建立基本的信任，那么在美国，那些乐于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人甚至一开始行动就会碰到一些人发出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并难以逾越这种反对之声。

　　合作将从低水平项目开始

　　美国媒体曾经报道，布什政府已经着手重新考虑在高技术和航天方面的对华政策，打算将来减少原来对中国出口高技术的限制，并且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本报试图从弗雷塞教授这里得到证实。

　　《国际先驱导报》：无论如何，中国视自己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乎在国际上的综合国力竞争。布什政府将对这个现实和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这一新因素作何反应？是否会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与中国在载人航天、宇宙通讯和信息产业领域与中国合作？美国是否将向中国敞开15国国际空间站计划？或者，中美是否将从低水平的、非争议性航天科技项目开始合作？

　　弗雷塞：像我这样长期跟踪中国航天计划的美国分析家，都对中国此次在将杨利伟送上太空的计划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感到非常鼓舞。我们希望，中国此次与别人分享如此之多的信息表明中国将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如果“互惠”成为中国在从事航天活动时实行的一个标准程序，在确定是否从低水平的航天项目开始合作时，其他国家将考虑这个先决条件。为了使合作成功，利益必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如果中国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开始参加学术会议，与别人分享信息，这将说服别人是该考虑中国的合作角色了。即便如此，还是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怀疑合作能否从诸如国际空间站这样的高水平项目开始。合作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从空间科学、或者一些有利于环境监测、灾害管理领域着手。

　　但无论如何，鉴于太空技术不再是某一国所能够垄断的技术，而是为许多国家分享，因此对中国实行“遏制”是困难的。而“接触”政策只有在互惠的安排下才能有效。

　　长期以来，我个人认为在太空领域进行合作对太空和地球都是一件有价值的事。随着中国成功实现载人太空飞行，我希望看到中国的载人航天能力为国际航空界接纳，合作机会随之增加。

　　美国关注中欧空间合作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一些人惊呼“中国飞船威胁”，而同为西方世界的欧盟却积极与中国进行航天合作。如何评价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航天事业截然不同的态度？

　　弗雷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看法和利益。尽管欧洲和美国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一再表明有办法通过妥协和谈判，共同努力解决分歧，协调双方的利益。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中国与欧盟“伽利略”系统的合作无疑将增加中国在导航领域的能力。最初，人们对卫星导航技术的广泛运用认识不足。中国辽阔的幅员使它得以寻找新的途径，利用卫星导航技术造福广大人民。美国的GPS系统已经运行和成熟，也在不断考虑改进和完善，也在寻找新的途径使用GPS系统。卫星导航技术对所有国家来说价值都很巨大，这种价值在不断增加。因此，一国总是关注别国正在从事的、也同时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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