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别墅——伏尔泰在此住过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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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宁静的莱蒙湖畔

日内瓦旧城大街４０号，是卢梭的故居

　　撰稿／边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说起来很奇怪，到法国这么多年，竟然一直拒绝去先贤祠。

　　这可能是我对“伟大”的、“壮观”的、“英雄”的这一类东西一向敬而远之的缘故。少年时读泰戈尔的诗，现在全部都忘了，只记住一句，还只是个大意：不要成为权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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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下的牺牲者。这句话成了怯懦的我长期实行自我保护的“理论依据”，也使我一直逃避这个纷争的世界。上述的“敬而远之”大略可以上溯到这条根脉。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几乎无例外地是去烈士陵园。现在想想，那也就是我们的“先贤祠”了。那时小，尚不理解勇气这个词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以及它所代表的可以穿越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含义，印入脑海里的只有鲜血。再大一点，又似懂非懂地将这血腥与泰戈尔的“权力轮子下的牺牲者”画上了等号。一个偏见取代了另一个偏见而已，我这样自我解嘲。

　　超越时代禁忌

　　我最终还是被要求地跑去了一趟。既然已经把这种固执列为偏见，何不把偏见暂时放一放呢。我去了，莫名其妙选了冬天最冷的一天。

　　从10路地铁“莫贝尔互助礼堂”站走出来，巴黎正下着细雨。沿卡姆街接瓦莱特街，直走上去，便是在巴黎很多个角落都能遥看到的先贤祠了。远看它，圆形的穹顶相当温和，没有哥特式建筑那样的张扬。走到近旁，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我一向喜欢观赏建筑物，并认为城市的美全仰仗其建筑，因而走到哪儿，必去看教堂，并且每每惊诧于它们(不论大或小)所释放出来的美感。也许是宗教极权时代的个人智慧全部集中在这些石头的作品中，它们的确有一种不为时空磨灭的美。壮观的建筑我也见过，比如在罗马见过的某些教堂。但我记忆中的那些东西，在我步上石阶，走进先贤祠正门回廊下的时候，都变得矮小了。那高大的石柱所撑住的，好像不是那有着精美石刻的廊顶，而是别的什么让你感到“广阔”、“辽远”的东西。建筑的神奇便在这里了，那甚至是超出美的一种东西，美有时只是人类概念下的狭窄的名词。难怪当年革命党人要选这个教堂做先贤祠了。

　　还没进去，就先看到那句用巨大的金字高高地写在石柱顶端的话：“伟人们，祖国感激你们。”当然还可以作别的翻译或别的解释。整句话有点类似我们的“先烈永垂不朽”，但细看法语，发觉重心是不一样的。一个强调先人的某种精神不死；一个主要表达后人的知恩心理。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我们只有一个时代的“先贤祠”，而这个先贤祠是没有时代分野的。尽管大革命中，发生过诗人米拉波、革命者马拉被送进去又被请出来这样的反复，但其后，尘埃基本落定，伟大的终究是伟大的，杰出的也终究是杰出的，勇气和智慧应该是也必然是超越时代禁忌的。问题主要在于后人有没有足够的理智来甄选要放进去的人。

　　用空荡荡来形容我走进去的感觉比较恰当。没有教堂的蜡烛、神像和彩色玻璃窗，硕大的殿堂好像只有风在无形地回荡着。所有的幽灵都锁在一扇小门引入的地下。那里是质朴的，好像已不再需要“高大”、“壮丽”的东西来点缀，与地上的殿堂恰成反面。没有比这种反差更适合你由外向内掉换位置时的心境了。

　　两个死对头

　　我只是来看两个人的，尽管有了另外的发现。不知多少次看别人写过：这两个死对头最终被放在了一起。面对死亡，也许所有的不平等都变得平等了，我这样想着，便看到了他们的墓，就在入口处，一边一个，遥遥相对。伏尔泰和卢梭，两个从实质意义上完全不相干的人，不知因何种力量的左右就这么被捆绑在一起，来共同对簿于历史与现实的公堂。

　　伏尔泰是1791年7月11日被迁进这里的，卢梭比他晚三年，1794年10月11日。一个在大革命进入高潮之头，一个在进入高潮之尾。他们死在同一年：1778年，伏尔泰先走三十四天。的确有很多巧合发生在这两个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截然相反的人身上。站在这只有约十米之隔的两个墓穴之间，我想起他们之间的争执，一共三次，三次便足以将以后的世界一分为二，左翼的和右翼的，理想的和现实的，英美派和欧陆派，穷人与富人，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道德，很多东西都能在这两个人身上找到源头。

　　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1755年8月30日，他收到伏尔泰的回信。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接着又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我也不可能乘船去会加拿大的野蛮人，首先因为我的病体使我离不开欧洲最高明的医生……其次是因为我们把战争带到那些国家，我们的榜样已经使那些野蛮人变得几乎和我们一样恶。……文学滋养人的灵魂，给它力量，给它安慰；先生，就在您写文反对文学的时候，您不也在使用它吗。”

　　同年9月11日，卢梭回了一封信，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对文学和艺术的嗜好滋长一个民族内心之恶……人类精神与知识的进步增长了我们的傲气，使我们更多地走入迷途，很快就会加速我们的不幸。……至于我自己，如果我没有丢下我最初的职业选择(应该是指他做雕刻学徒的生涯)，如果我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我大概要幸福得多。……让我们来找找社会混乱的首要根源，我们会发现人所有的不幸，来自他们的错误要远远多于来自他们的无知，我们所不知的东西对我们的损害程度要大大小于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要不是有人声称知道地球是不转的，也就不会有人去惩罚说地球自转的伽利略了。”

　　这第一次交锋，双方各持己见，但还算心平气和。第二次就不同了。1755年11月1日上午10点半左右，葡萄牙里斯本的居民正在教堂做弥撒，大地开始发威，震动了整整十分钟，紧接着是海啸，再接下去是大火，里斯本城毁于一旦。这场自然灾害在欧洲引发了一场非关科学而是哲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面对人类的灾难上帝扮演什么角色？

　　一个城市被毁，几万人惨死，震动了伏尔泰。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写了一首情绪激动的长诗，并将这首诗寄给了卢梭。诗中的一段，基本能概括全诗的大意：

　　看到这堆积如山的受害者，你们还会说：

　　上帝报复了，死亡是他们为其罪恶付出的代价？

　　那些匍伏在母亲被压偏而流血的乳房上的孩子们，

　　他们何罪之有？

　　伏尔泰是想借这首诗，表达他对善恶相替、因果循环的宗教观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观的怀疑，在他眼里，宿命和无为是非常危险的。

　　卢梭于1756年8月18日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至高无上的天意面前，人的生命和其可怜的需要是可以疏略甚至是罪恶的。他写道：“波普和莱比尼兹告诉我们，人啊，耐心一点，你的不幸是你的天性及宇宙构成所产生的必要结果。”他说，如果里斯本的居民不是集中住在五六层高的楼房里，损失就会小得多；有很多人是为了拿衣物和钱，才被砸死的。“您大概是想让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沙漠里，这难道不是说自然必须服从我们的意志？”他最后写道：“我在此生受苦太多，不可能不期望来生。”

　　关于日内瓦的交锋

　　我站在这两人的墓穴间，意识到这十来米的距离实在是无法跨越的。灵魂的距离是难以测量的。这其实是聋子和哑巴的对话。我想起我的另一次旅行：日内瓦。

　　初冬时我去过那个城市，在城市的灵魂莱蒙湖边转来转去地拍摄天鹅。湖中心的卢梭岛自然是必看的，也没有什么，只有一尊铜像，而且像凯撒而不像卢梭。旧城大街40号卢梭的出生地，和罗纳河对岸高地上伏尔泰住过五年的庭院，都令我感叹这两个人好像生来就被安排好对立而存在的。他们的第三次交锋，就是针对这个城市的。

　　伏尔泰酷爱戏剧，常在他那取名“乐园”的别墅里上演他自编的戏剧。他极希望日内瓦城能建一个戏院，但遭到教会的反对。于是，他便让好友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上就这个内容写了一篇题为“日内瓦”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卢梭的反弹，他在《忏悔录》中记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耍的这一套诱惑手段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招防患于未然。”卢梭发表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他反对在日内瓦建剧院，他还是那一贯的思想，认为戏剧败坏社会风俗，使人堕落。不知他是否忘了，他就是以一部歌剧《乡村卜师》才成名的。这件事彻底破坏了他与伏尔泰以及整个百科全书派的关系。从此，伏尔泰视他为哲学的叛徒，理性的敌人。伏尔泰整起人来也是不留情的，他写了不少匿名小册子抨击卢梭，在1764年发表的《公民的情感》一文中，他揭出了卢梭抛弃子女的事。正是这篇东西促使卢梭写《忏悔录》，他并且在《忏悔录》里附上了他写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引起两人最终决裂的诸种因果，一直没有定论，法国至今仍有“拥伏派”和“反伏派”，以及“保卢派”和“贬卢派”，教会和左翼有一部分人一直不喜欢伏尔泰。但政治派系之争已完全让位于意识形态之争。不管怎么样，伏也好卢也好，都已经只是一块招牌，无碍于小民生活了。卢派继续认为两人之争是伏尔泰妒忌卢梭的才气；伏派则咬定两人决裂起自卢梭的病态和狭隘心理。

　　我离开日内瓦旧城大街40号，匆匆过河，沿伏尔泰街走向“乐园”的时候，想到这两个人被这么搅在一起，究竟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它开的一个玩笑。三百年后的今天说伏尔泰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毕竟是太容易了。因为就是近一百年的历史，也因掺杂了太多的血泪，而不好说“假如怎么样……”。当年他们把日内瓦闹得一分为二，有钱的人多数站在伏尔泰一边，另一部分人则同情卢梭。

　　两个世界

　　他们两人的不同点真是很多，只从他们两人身上，便可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伏尔泰做生意很有一手，他出身于公证人家庭，并没有万贯家财可继承，但他从年轻时起就开始投资做生意，在写诗作赋之余，从不忘赚钱。据说他的生意中有军火和黑奴买卖，这多少给他的人道主义面目抹了一点黑。他几乎是他这一代文人中仅有的没有世袭家业又不靠富人施舍而生活阔绰的人。卢梭跟他正相反，金钱让他不自在，花钱本身在他就不是享受。他一没有赚钱的头脑，二也不认为富有是他生命的意义。如果说他也要钱，那纯粹是为了不寄人篱下。但他除了节省，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多弄点钱。

　　伏尔泰喜欢钱，也喜欢花钱享受。他爱排场，出入城堡，穿着讲究，家里漂亮家具、银餐具、瓷器、钻石，应有尽有。他还雇佣了大量仆人，在饭桌上，他的贴身男仆就站在他身后，随时伺候。家里也是宾朋不断。钱为卢梭带来的烦恼多于快乐，他喜欢简朴的乡居生活，只要窗外风景优美，屋里能过日子就行。吃只喜欢泰莱丝做的汤，到外面应酬吃饭，受罪大过享受。他穿着随便，图舒服而不图好看。他讨厌花钱买仆人伺候，他有个忠实的泰莱丝就行。他不喜他人打扰，怕见生人，也不好客。

　　伏尔泰喜欢沙龙生活，在这种场合，他才思如涌，幽默风趣，说话从没有阻碍他表达才华，并且从不怕对手，不管对方是国王还是无赖。卢梭则讨厌沙龙，他为了生活不得不进去，但他内向，缺少机智，不善言辞，并且因极度敏感而很容易受伤。

　　两人还有个不同之处，就是对身边人的态度。伏尔泰对身边人很体贴，他收留落难的人和孤儿。在费尔耐乡下住的二十年，他一面不忘自己的特权，一面为村民谋利，他创办表厂，利用自己的关系把货销出去。他初到时，费尔耐的居民只有五十人，他去世时，居民已达一千二百人。卢梭的一生则一直是有善心无善行。他会为穷人掉泪，但仅此而已。他因生计困难，也怕负责任，把五个亲生孩子全都送给了育婴堂。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生活中处处退避、抱怨颇多的卢梭，在哲学思想上却持乐观主义；而在生活中喜欢挑战、外向乐观的伏尔泰，在哲学思想上却持悲观主义。伏尔泰在他的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塑造了一个哲学家旁可逻斯，此人是卢梭思想的代表。旁可逻斯常说“世间的善是普遍的”，“单独的自利的恶在社会中集合而产生广意的善。由此，自利的恶越多，广意的善也就越多”。两人都各有一句名言，伏尔泰在长诗《凡夫俗子》里写道：“人间天堂就在我所在的地方。”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写道：“在这世间，唯一值得居住的就是那梦幻之乡。”歌德对他们两人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他说：“和伏尔泰在一起，是结束旧世界；和卢梭在一起，是开始新世界。”

　　“乐园”和我去过的“路易山居”的确是两个世界。“路易山居”是那样的隐秘，不仔细找，走过了都看不见；“乐园”却是开阔的，让人一眼就看见，一览无余。这让我想起他们的文风。灵魂一点点会暴露在文字里，事件可能会被藏起来，但人格的特点，情感的微妙之处，是藏不住的。在产生情感那一刻真诚与否，文字是掩饰不住的，在其前或在其后则是另外一回事。伏尔泰永远摆脱不掉的是他的优越感，卢梭永远抹不去的是他的卑贱感。优越感反映到文学上，便是一种距离和冷静，卑贱感折射到文学上，则是一种真诚和热情。伏尔泰的过分聪明在他与真正的诗人或艺术家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穿透的墙。他缺少后来人们对文学要求得越来越多的那种灵魂的震颤。他尽力地将私密的自我收藏起来，不透露一点点灵魂的软弱。而卢梭的作品时时处处都在流露着灵魂的软弱，他的一滴眼泪就足以抵销伏尔泰的满纸嬉笑怒骂。放开卢梭的思想吧，只他这个人便代表了太多的东西。强者那种永远准确测出自己与外部世界之距离的分寸感，那种不为情感所左右的坚韧的神经，那种迅速抓住利益所在的敏锐的本能，难道不是有了卢梭，才有了参照物？卢梭使弱者的声音第一次挤进了神圣的殿堂。

　　站在莱蒙湖畔，我的思想是浑沌的，完全没有这湖水的清透。我全部的理智都让我站在伏尔泰一边，但感情深处却被卢梭抛出的致命锁链拉住不放。卢梭岛就在我身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心灵的某一个我一直引以为耻的角落轻弱但持久地呼唤我：不要忘了你是谁！你以为只要愿意就可挤进强者的阵营？

　　我终于明白我终归是在半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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