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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从达豪到奥斯维辛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13:36 新民周刊

  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欧洲意义在于,当年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加害者与受害者达成了难得的历史共识,它将欧 洲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历史障碍彻底扫除。

  特约撰稿/李乐曾

  2005年1月27日,4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代表聚集波兰,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60周年。雪花纷飞, 汽笛长鸣。60前的历史场景再一次显现,痛苦和悲哀的回忆再一次涌流,此时此刻人们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犹 太人会遭此荼毒?”

  暴行始于达豪

  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由来已久,纳粹德国将其推至极端,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是其罪恶的集中表现。今天,当人们 纪念奥斯维辛解放日的时候却很少提起达豪这个名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纳粹建立了系统的集中营制度,一种用恐怖和暴力 手段有计划地消灭纳粹“敌人”的制度。可以说,奥斯维辛发生的暴行始于达豪。

  1933年3月21日,在希特勒上台不到两个月时,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在达豪建立集中营——纳粹 德国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当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一种纳粹德国特有的惩罚和迫害制度开始形成。由于制订了严密的组织 机构和各项详细规定,达豪集中营成为所有此后建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样板,成为党卫军培养杀人犯的学校。

  纳粹集中营的第一批受难者不是犹太人,而是希特勒的政治敌人,他们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导人以及 其他政治反对派的成员。即使是最早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犹太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纳粹立 场。很明显,纳粹党建立集中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关押和消灭本国的一切政治反对派。德国发动二战并入侵东欧国家后,集中 营制度开始遍及各占领区,随着反犹行动的逐步升级,犹太人成为集中营受难者的主体,犹太民族惨遭种族清洗的厄运也就此 降临。

  集中营制度是纳粹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是希特勒奉行的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 。反犹主义与集中营制度的结合造成了现代史上最惨痛的人类悲剧。而20世纪30年代反犹主义高潮的形成与德国的政治形 势和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国内的右翼势力就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德国犹太人。1922年6月,犹太血统的 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被右翼反犹分子暗杀。此后犹太人在德国不断成为极右势力暴力攻击的目标。这一时期的德国大学也成了 培养青年人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世界观的温床,由此产生的政治精英中包括一大批激进的反犹主义忠实执行者。

  激进的反犹主义与传统反犹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将犹太人视为一切邪恶的化身,为了消灭这一邪恶势力可以不 惜任何手段,直至突破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终于有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和大规模工厂化的杀人方式灭绝德 国境外的欧洲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暴行将人类的道德沦丧暴露无遗,而这突破道德底线的第一步始于达豪。认识 奥斯维辛必须首先认识达豪,必须认识整个集中营制度。

  如果说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是二战受害者在揭德国的历史伤疤,那么德国人将当年的达豪集中营建成受害者纪 念馆就是在揭自己的伤疤,这种在集中营或俘虏营原址上建立的纪念场馆,在德国多达60多处。

  反省成为义务

  二战结束已经60年,德国人正艰难地卸下“集体罪责”的历史包袱。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早已成为使德 国人感到羞耻的“集体记忆”,成为德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否认奥斯维辛发生过大屠杀的言行被定为违 法行为,1995年7月第一名违法者被判刑。1996年,德国总统赫尔措格宣布将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德 国以各种方式继续保持着对纳粹罪行的记忆,正如施罗德总理在就纪念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德国直 面它的历史,记住纳粹时期及其暴行是德国人的一种道德义务。今年5月9日,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碑将于二战在欧 洲战场结束60周年对外开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主动站出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并愿意为此建造一座纪念建筑。

  今天,世界、欧洲、德国又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审视和评价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德国总统科赫和受害者站在一 起,回忆与悼念,自责与反思。此时,德国政治文化成了欧洲政治文化的一个主题。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欧洲意义在于 当年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加害者与受害者达成了难得的历史共识,它将欧洲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历史障碍彻底扫除。

  德国为达成历史共识所做出的努力并不总是得到别人的谅解。1971年,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总理勃兰特 未能获得法国方面的邀请,参加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纪念日活动。1994年,在英法等国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时, 已成为统一的德国的总理科尔仍未被邀请去法国参加纪念活动。直到2004年,对德国的邀请才姗姗来迟,联邦总理施罗德 参加了战胜国举行的纪念活动。这是德国与法国和解、德国与欧洲和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其基础则是历史共识。

  在欧洲,不只是德国在反省历史。1995年5月,瑞士政府就二战期间将寻求避难的犹太人拒之门外向世界犹太人 公开道歉。同年7月,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就1942年法国人参与围捕犹太人公开谢罪。这里又提出了在文明社会中人类如何 相互关爱的问题。在激进反犹主义者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时候,为什么德国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对纳粹向犹太人施虐漠然置 之?1995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放映时,德国舆论就提出这个问题。德语中“Zivilcourage”的意 思是“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今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纪念日里,欧洲人仍在自问、自责。

  5年前在瑞典首都曾举行过关于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国际会议,当时也有4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应邀出席,其中绝大 部分来自欧洲。会议的宗旨是对纳粹大屠杀保持记忆并与种族主义、反犹排外作斗争。今年在奥斯维辛现场举行的纪念会具有 相同的目的。

  “奥斯维辛”已被欧洲人公认为纳粹暴行的一个代名词,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欧洲现代史的一部分已得到欧洲 各国的认同。欧洲政治的进步在于对这一历史有了共同的评价标准,其具体表现之一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波兰或者在捷克, 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的描述,而且观点一致。

  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再次加深了欧洲人共同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共同历史意识成了欧洲超越历 史的一种动力。在以欧洲一体化为背景的欧洲国际关系中不再有历史问题,更没有历史认识问题,这就是超越历史。

  从达豪到奥斯维辛,12年集中营制度的发展史浓缩了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苦难、欧洲各国人民的创伤。德国著 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发生的罪恶使阿多诺对人类文明 深感怀疑和绝望。在作真诚忏悔和谢罪的同时,以政治及文化精英为代表的德国人始终在寻找产生罪恶的根源。

  在欧洲,人们对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因为德国人没有忘记奥斯维辛,更没有忘记达豪。(作者为同济大 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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