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黑人在美国

　　作者：詹姆斯·诺兰(美国)

　　藉着“卡特里娜”，全世界都窥见了美国生活中脆弱而黑暗的一面———新奥尔良的贫困与犯罪问题并非孤立或偶然，而是深藏在美国都市黑人聚居区的痼疾。美国人必须再次扪心自问，探寻有关种族问题的答案。

　　但无论公平与否，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非洲裔美国人自己来解决。个人主义在这个国度创造了无可匹敌的财富，而这正是个人主义的方式。

　　早在我们的国家诞生前，黑人便已拖着锁链和奴隶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此后，他们始终受着不公正的待遇。1960年代末，我入选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其间与我共事的黑人屈指可数。当时距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已然百年，但一位黑人同事却告诉我，在林肯的家乡斯普林菲尔德，他和他的同伴们直到几年前才被准许进入那里的酒店或餐馆住宿用餐。

　　改变不是没有，但速度缓慢得令人痛苦。正如读者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直到此刻，美国的黑人与白人仍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南北战争后，解放了的黑人曾入选参众两院。但不过几年，南方的白人就又重新确立了对黑人的控制。

　　20世纪上半叶，南方的黑人纷纷离开他们租赁的农场，前往芝加哥等北方城市，陆续进入因白人奔赴战场而人力枯竭的工厂。在北方，黑人依然居住在隔离的区域内，他们创建起自己的社区，与白人社区两相映照。但即便在这里，他们仍然要面对住房、高等教育等的重重壁垒。

　　二战结束的时候，黑人家庭开始解体。也许男性的阳刚在层层叠叠的屈辱中已然耗尽，又或他们不满新的福利政策只关照单亲(母亲)，总之男人们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许多黑人社区也随之分崩离析。十几岁黑人女孩未婚生子的现象急速加剧，男性黑人的团伙犯罪也逐年激增。今天，呆在监狱里的黑人男性远比在大学里的要多。

　　应该说，1960年代以来，受过教育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已明显改善，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度也显著提升———多数成功的白人不介意与同样成功的黑人比邻而居。但根据人口普查局数据，2004年黑人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仍处于美国各种族群体中的最低位置(30,134美元)。位居榜首的则是亚洲裔家庭。今天，公开谈论种族和智商问题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在白人工薪阶层的小圈子或是乡村小酒馆里，黑人仍然因为诸多所谓的“缺陷”而遭受歧视。那些态度轻蔑、侃侃而谈的家伙自觉高人一等，至少对某个特定群体的人是这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些人，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却热衷于收看黑人球员一统江山的美式橄榄球赛。

　　新奥尔良“成功的”黑人兄弟离开了。留在毒品、黑帮、犯罪和混乱中的黑人们仍然艰难挣扎。我以为，许多黑人小伙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比如，他们常常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努力学习并在学校取得成功是一种“背叛”，是白人的方式。

　　而这多少要归因于“指责游戏”。1960年代大部分的黑人领袖，如杰西·杰克逊，都在和自己的种族玩这个“游戏”。他们认为，黑人遭遇的所有问题都应由白人负责。他们是对的，白人确实应该负责。但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人，却很容易成为自身失败的无谓借口，进而导致下一个失败。

　　美国的白人认为他们是自我成就的，其对错另可评说，但由此，他们也希望所有人尽皆如此，黑人亦无分别。炙手可热的黑人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拥有博士学位，堪称这方面的先锋。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必须在学业上胜出，为自己的成功工作得更卖力些。”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黑人领袖，他们智慧、灼热、谦虚而优雅。例如，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他出生于种族混合的家庭，父亲为肯尼亚裔。大学期间，巴拉克就是《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黑人编辑，如今的他雄心勃勃又长袖善舞，已成为白人和黑人世界的桥梁。

　　飓风过去了，新奥尔良贫困黑人受难的图景却不会褪去，它将在时间中凝固，挥之不去。政客们把消解不平等挂在嘴上，黑人们却必须凭借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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