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不是空中楼阁

　　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美国一家的工具，但同时也不可能成为跟美国对抗的一个独立力量。我个人认为，真正进行彻底改革或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

　　撰稿／苏庆先(记者)

　　10月24日，“联合国日”这一天，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了隆重仪式，纪念联合国成

立60周年。60年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忠实地见证和反映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如今，一些新问题和新变化的挑战，也在迫使联合国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需要。近日，本刊连线专访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先生，他作为目前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是一位与联合国有着特殊渊源的中国外交官。

　　你自上世纪70年代就作为中国公民服务于联合国，到了2001年更是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可谓是联合国60年来风风雨雨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如今回顾过去，心里应该是感慨万千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外交生涯是从联合国开始的。现在我已经63岁了，离退休的时间不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自己外交生涯的结束也会是在联合国。

　　能否为我们简单描述一下60年来联合国气氛演变的轨迹？在你看来，目前联合国改革的复杂性是否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某些变化？

　　在这几十年中，我有机会目睹了联合国的变化，这些变化总起来说明了一点：联合国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一个现实世界形势变化和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的、能较好反映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面镜子或一个场所。

　　我第一次到联合国工作是在70年代初，从1972年到1977年。那时联合国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第三世界成为联合国中的多数，它们利用这一地位推动联合国大会在反帝反殖、促进发展各方面起了更多的作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说明了以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已经取得了多数地位。

　　第二个例子，是在1974年第29届联大时，当时阿尔及利亚外长布里克担任大会主席，通过了把南非驱逐出联合国的决议。同时在辩论中东问题的时候，通过了大会主席的裁决，不让以色列在每个阿拉伯国家发言时都行使答辩，这样一些行动，标志着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最高潮，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弹。当时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快结束时，发表了一个讲话，对这样一种现象表示了强烈不满，甚至把它比喻为“多数的暴政”。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多数的暴政”。

　　我第二次到联合国工作时，是在80年代上半期。那时联合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国大会这个对抗机构变为对话渠道，当时一个中心议题就叫做“全球谈判”。所谓全球谈判，就是就能源和发展问题进行综合性讨论。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伊朗发生政变，然后又是两伊战争，使得石油供给出现大的短缺，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强烈意识到，要使它们的经济稳定地发展，一定要确保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的稳定，在这方面它们有求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取得民族独立后面临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它们需要发达国家的财政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两方面都互有需要。

　　当初设计全球谈判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南方的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北方的欧洲国家，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交易，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说服石油输出国组织，保证石油供应和石油市场价格的稳定；同时，它们说服美国等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增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和经济援助，争取达到联合国确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7%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目标。这是一笔大交易。最后谈判没有成功。但谈判本身反映出国际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南北之间互有需要，而且都觉得通过谈判和对话才能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

　　第三次到联合国工作，是90年代了。那时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东西方对抗消失了，安理会里由于不再有美苏互相否决对方决议草案的情况，也开始恢复它的活力。另一方面，原来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对抗掩盖的地区冲突大量出现，需要联合国发挥维和作用。因为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所以90年代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时安理会的相对地位提高，大会的地位相对下降了。

　　第四个阶段是在新世纪初，我2001年上任到现在，已经4年了。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超独强，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作用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出兵伊拉克。为了美国出兵伊拉克，联合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较量，最后的结果是联合国不支持美国出兵，但同时又无法阻止美国出兵。这样的结果使双方都感到不满。美国对联合国很不满，因为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国家也对联合国不满，因为联合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这种情况说明了一点，即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布什上台后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的情况下，联合国如何发挥作用？这成了一个新课题。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没有找到百分之百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美国一家的工具，但同时也不可能成为跟美国对抗的一个独立力量。

　　有一个外交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联合国不可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天堂，它的作用就是防止世界变为一个地狱。

　　目前，联合国改革已在进行之中了，你认为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

　　对于联合国的改革，人们指的是两方面，一个是大的联合国改革，包括联合国的机构、设置、各种各样的Programmes——它的设置和相互关系；另一个是小的改革，就是联合国秘书处的改革，主要是管理方面的改革。

　　大的联合国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改革。首先，联合国成立时是二战刚结束的时候，60年以来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机构已不能适应这样一种变化；另一方面，联合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二战刚结束时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不幸的是，我个人认为，真正进行彻底改革或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

　　一方面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和格局的变化还没有定型。现在的形势是从“一超独强”走向“多极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还很难确定将来的格局是什么关系、什么样子。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超独强，对外实行单边主义，要联合国为它的战略目标服务。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国家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革会更多地朝美国需要的方向发展，所以它们并不希望在这种时候对联合国进行大的改革。

　　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开始参加联合国没多久，当时的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就给联合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官僚机构概括了两条弊端，叫做“文山会海”，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会议太多，文件太多，相对它最后达成的结果来说，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么我管的这个部门就是制造“文山会海”的部门。在总部里，我这个部门最大，人数有1200人，花的联合国预算占17%左右。很不巧的是，我上任不久就发现我们部门在过去两年里亏空了1000多万美元，所以就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

　　我们的主要改革就是厘清两条线，一条文山，一条会海。我们通过改革把会议安排得更有计划性，避免会议过分集中在某个时候。另外我们理清了文件管理，加强了对文件递交的时间和文件长短的管理，要求各个起草文件的部门按照我们制定的时间表交文件，并要求文件尽量简明扼要。通过这样的改革，我们减少了两笔开支，一笔是减少了聘用临时翻译的费用，第二笔就是加班费。这也使得我们马上就在第二个财政年度扭亏为盈了。

　　你认为联合国改革过程中将遇到哪些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联合国的方案没办法落实。安理会的改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一方面，原来的5个常任理事国的确是二战结束的产物。那么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多当时的战败国现在都成为国际上很重要的国家，你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另一方面，有好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能较好地运用自己的优势，取得了大的发展，如印度、巴西、南非。这使得大家觉得有某种欲望，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中有某种方式承认它们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些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对的，还没有达到一种绝对的地位。另外有些国家，比如像日本，它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它的周边国家——中国、朝鲜、韩国等的认同。

　　其他一些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有矛盾，巴西和阿根廷或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有矛盾，南非也没有得到所有非洲国家的认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要作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决定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这次联合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生不逢时”。有改革的客观需要，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所以我认为这次改革会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不可能取得大的突破。

　　如果各方愿意妥协，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的话，是可以有进展的。比如，安理会的改革有两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倒还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即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加一些所谓半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些国家可以连选连任。但是能不能达成协议就难说了。因为那些想当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担心一旦接受了这种方案的话，就把自己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成为世界上的二流国家，谁愿意当二流国家呢？

　　安南秘书长近来一直饱受着各种压力，特别是有关他“腐败”的指控闹得沸沸扬扬。你眼中的安南是怎样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应该说是历届联合国秘书长里很有特色的人。他的强项，第一在于他几乎是一生都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从较低职位一直做到秘书长这个高位。他在联合国的不同部门做过，对联合国机构的运作非常了解，对于秘书长在联合国大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心里有数。再加上他个人也有些特点，讲话低声低气，对人谦恭，处事平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所表现出来的有几个特别之处。

　　其一，他比较注意联合国秘书处中的协调，上任后即在秘书处成立了一些内部的协商机制，比如每个礼拜的碰头会，所有副秘书长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后来又成立了政策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分别就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其二，他比较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了解各国、特别是各个大国的立场和关切的问题，所以能较好地兼顾各方利益，有比较好的平衡感。

　　其三，他上任后就一切国际问题表明的态度和立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大家所接受。慢慢地，人们就把他的发言看作是代表国际社会共识或代表国际道义的声音。他现在做到一定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伊拉克问题上，由于伊拉克问题，联合国和美国并没有走到一块。所以在伊拉克问题上，安南几次对伊拉克问题发表的讲话，跟美国的立场都有较明显的大相径庭，走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冲突。我记得《华尔街日报》曾就石油换粮食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论，意思是最近为什么要给秘书长找麻烦，特别是通过石油换粮食调查联合国的腐败问题，原因就在于联合国自称是就“全球能不能动武”问题唯一能做出决定的一种道义力量，那么我们就看看到底有没有道义力量。因此联合国秘书长现在讲话，气势跟以前不一样了。前面谈到联合国既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工具，也不可能成为和美国对抗的另一支力量，也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他也不可能成为跟美国对抗的另一种力量。

　　你作为中国籍联合国官员，是怎样处理中国和联合国的利益问题的？

　　中国与联合国的利益有同有不同。中国在世界上所奉行的政策，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过去作为中国外交官的我讲话可以理直气壮地代表中国，代表中国13亿人民。但是现在作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和国际

　　另外，联合国的文化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那么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韬光养晦，比较低调，讲话比较简略，谈问题点到为止。那么联合国中的情况正好相反，讲问题要讲透，有关的权益要力争。那么有的地方我们要适应它，有的地方我们不必完全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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