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从摇滚到京剧

　　寻找京剧曾经拥有的辉煌，制作具有独特视角的影片。

　　撰稿／钱亦蕉(记者)

　　10月23日，上海金茂大厦，一场融合了国粹艺术精神与现代时尚气质的《新周刊》“粉墨春秋榜”颁奖派对隆重上演。包括著名票友钱培荣(102岁)、张古愚(101岁)，著名坤

伶皇后新艳秋(96岁)，著名老生王琴生(93岁)在内的一批京剧名流云集浦江之畔。

　　同时，这也是国内首部反映京剧历史的大型纪录片《粉墨春秋》的发布会。该片通过大量采访和资料考证展现了自徽班进京以来京剧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片中纪事历史跨度近200年，采访了近130个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各种风云人物都将在片中粉墨登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京剧大师相继仙逝，剩下的老一辈艺术家和京剧传奇人物也都已是耄耋之年。用声像手段把京剧的历史、故事、传奇和掌故保留下来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使命。《粉墨春秋》就做了这样的工作，比如关于“堂会”，就拍了一集的故事：民国堂会风气开先河者是梁启超，为其父祝寿花费400大洋，连袁世凯听了都咂舌说好阔。中国戏曲史上最大的一次堂会戏发生在上海，1931年，上海大亨杜月笙在浦东老家的祠堂落成，各地的艺人纷纷赶来祝贺，演绎了一场京剧界空前绝后的大聚会……

　　《粉墨春秋》的导演蒋樾和段锦川是国内外知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他们选择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来拍摄此片，“选择历史学很推崇的口述史方式，是我们对一部历史的尊重态度，对于现在诸多的有关京剧的文字来说，我们更相信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由亲历者自己述说的口头历史。”著名的第六代导演张元担任制片人。从导演到监制，从摇滚到京剧，张元此次“出手”带给观众很大的惊讶。

　　京剧的“口述历史”

　　记者：你以前拍过关于摇滚的纪录电影《北京杂种》，现在却推出京剧纪录片《粉墨春秋》，一个先锋，一个传统，感觉反差比较大。你怎么会想到要投资拍摄《粉墨春秋》呢？

　　张元：不管摇滚还是京剧，都是艺术。其实最早产生这样想法(拍摄关于京剧历史的纪录片)的是蒋樾和段锦川两位导演，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15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想在纪录片方面有所作为。他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是很有名的纪录片导演了，《彼岸》、《八廓南街16号》等都在国际上得过奖。蒋樾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毕业的，一直对京剧有很深的感情，段锦川也是票友。两年前，他们跟我谈起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很快就决定下来由北京世纪嘉讯公司独家全额投拍。

　　记者：记得你以前拍摄的影片《东宫西宫》里，就插入了一些昆曲，是不是你对京昆有着一种情结？

　　张元：京剧、昆曲等等传统戏剧本身都是博大精深，有无穷的魅力。电影艺术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散发出光彩，比如《霸王别姬》。然而，我们现在的电影、音乐等当代艺术从传统艺术中借鉴、融合的很少，其实传统戏剧中有很多审美的元素。

　　记者：昆曲、京剧曾经都有过辉煌，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但是在今天，年轻一代当中喜欢、能欣赏的人很少，至少在上海，京剧似乎与时尚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张元：这个现象全国各地都一样。这次拍摄《粉墨春秋》，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到京剧曾经拥有的真正辉煌，比如上海举办过全国最大的堂会。我们分头从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来描述京剧历史，展现了老艺术家们“天津唱戏、北京走红、上海赚钱”的走码头的辛酸史。

　　记者：然而这次你与《新周刊》合作，在上海金茂，以时尚的方式来推出《粉墨春秋》，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元：这次举办“粉墨春秋榜”大型发布会就是为了以特别的方式来唤起大众对京剧的重视和热爱，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不要被忽视。

　　记者：你觉得京剧走向市场，有商业空间吗？

　　张元：当然有空间。《粉墨春秋》不光讲述京剧，而且通过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折射出他们的时代，通过京剧其实看到的是历史。

　　记者：作为一个先锋导演，你的新锐眼光为整个纪录片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元素？

　　张元：我们的目的是，片子不仅仅让懂京剧的人爱看，所以加入特别多的CG动画，并且从故事入手，使得没有听过京剧的人，看的时候也有兴致。

　　记者：你怎么看“口述历史”形式的纪录片？

　　张元：在中国内地最早开始用“口述历史”形式拍纪录片的就是蒋樾和段锦川这两位导演，以前他们拍过《笑的历史》，还有《二人转》，在社会上引起过强烈反响，这次的《粉墨春秋》将更加精彩。

　　记者：在《粉墨春秋》的介绍中，我们看到这次为了拍片，请到了很多名流出镜，有一些都是耄耋老人，非常不容易。

　　张元：这些老人的谈话正是这个片子重要的部分，他们中很多人以往都避开在电视等媒体上出现，这次我们把那些不愿张口的都请出来说话。口述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很多人来说同一件事，各种相同的、不同的看法都呈现在观众面前，共同来勾勒这个历史片段，影片本身就很能体现真实性。同时可以感受到很多细节上的震撼。

　　电影的本质是记录

　　记者：你早期拍的一些电影，像《妈妈》、《儿子》、《北京杂种》等都是纪录式的，为什么会对纪录式拍片感兴趣？

　　张元：无论中国电影史，还是世界电影史，起源都是纪录片。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既是京剧，又是纪录片。电影的本质就有记录功能。

　　记者：所以，在拍片之前，你会进行一系列采访调查？

　　张元：做过采访调查，比如拍《回家过年》对女犯做调查。故事有一些是靠想象力，有一些来源于生活本身。实际上生活中的真实比想象出来的东西更有力量，更精彩。

　　记者：把镜头对准边缘人群，是第六代导演的共同特征，而你似乎对极端的人特别关注，比如女囚、同性恋、智障儿童的母亲等等。

　　张元：我不认同“边缘”这样的说法。什么是中心、主流？我到今天也没分清谁是主流谁是边缘。“极端”是最有趣的东西，大江健三郎说过，当你把所谓的边缘人的性格不断塑造、让他立体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正是时代的标志。

　　记者：脱离“地下”之后，你拍的《我爱你》和《绿茶》，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与原来自编自导的作者型影片有些不同，似乎让人觉得不是以前那个张元了。

　　张元：以前拍的片子根本没法上映，观众看不到。众所周知，国内电影上映必须通过审查，因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题材选择。但是，电影必须要与观众见面。一些小说很经典，像王朔的小说，我很欣赏，我们还是不错的朋友。我最新的一部电影是根据他的另一个小说《看上去很美》改编的，刚刚做完后期。

　　记者：你曾经说喜欢自由的拍片状态，不担心资金和审查，但在目前中国的电影环境下，比较难实现。那么你投资的《粉墨春秋》，算得上自由拍片吗？

　　张元：我希望两位导演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感情和特点。单纯讲自由，是脱离生活的。有意识地去寻找生活中的反差，反而能带来惊讶。没有真正的自由，拍片子总归是戴着镣铐跳舞，自己也会限制自己。

　　记者：近来第六代导演纷纷推出自己“浮出地面”的新作，一定程度上都考虑到了票房因素，你是怎么看艺术和商业的关系？

　　张元：艺术和商业永远矛盾。这就好比纪录片和故事片，本质和大众经常出现矛盾。一般越精彩的电影，本质的元素越多，但大众不一定欣赏。有时确实难以融合，我觉得应该正视矛盾。

　　记者：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在中国热播，

　　张元：韩国电影10年前与中国现今一样，也有审查的问题。后来放开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涌入，形成了现在的繁荣，中国电影也等待这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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