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临门的巴拉迪:敢对美国说不成媒体眼中明星

　　作者：周有恒

　　9月下旬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掌门人穆罕默德·巴拉迪格外开心，因为他接连遇到了两件大喜事——9月26日，他梅开三度，成功连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10天之后，再次喜从天降，他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在防止核武扩散方面的贡献，共同荣获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现年63岁的巴拉迪是一个形象鲜明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均如此——他顶着大光头，戴着大眼镜，上唇留着浓浓的胡须，一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办事严谨、不苟言笑，是个严肃、独立、不轻易妥协的“倔”老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网站上，这位引人注目的联合国“核安全大总管”被描绘为“外交家、国际公务员及学者”。

　　从法学高才生到资深外交家

　　巴拉迪于1942年6月出生于埃及首都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著名律师，曾任埃及律师协会主席。20世纪60年代，巴拉迪在开罗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1971年和1974年，他又先后获得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通晓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是“国际法协会”和“美国国际法学会”的会员，还曾任纽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是公认的国际法专家。

　　1964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巴拉迪进入埃及外交部，开始其外交生涯，其时年仅22岁。起初，他在纽约的埃及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后来又被派往日内瓦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负责政治、法律和军控问题。1974年,巴拉迪升任埃及外长特别助理。此后，他一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立法方面的工作十分熟悉。

　　1984年，已积累了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巴拉迪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任职，因工作出色，步步升迁。他先后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驻联合国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和法律部主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外关系部主任等职，1993年又被任命为负责对外关系的助理总干事。1997年12月1日，巴拉迪接替前任瑞典人布利克斯，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1年9月连任。在此期间，巴拉迪参与了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一系列有关核问题的专业性监督及核查，先后经历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核危机的严峻考验。

　　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将巴拉迪“锤炼”成了一名资深外交官。他工作勤勉，处事公正，自律甚严。比如，在待人接物方面，巴拉迪很看重保持距离，身为维也纳最著名的埃及人，他总是避开他的同胞，极力免除“瓜田李下”之嫌。一位与他相熟的人士说：“你在整个维也纳也找不到一个会说多亏了巴拉迪，自己才找到工作的埃及人。”在发表言论方面，他也十分讲究分寸。新闻界的评价是，巴拉迪在对媒体讲话时，表现十分自信而且放松，他的回答往往很长，逻辑却很严谨，显示出训练有素的外交家风格。

　　柔中带刚、善于协调的IAEA掌门人

　　当原子弹刚刚在地球上出现时，就有人意识到人类将面临一个自己制造的灾难。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而只有共同的毁灭。人类制造的战争武器已经足以毁灭人类本身。1954年12月，第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成立一个专门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1957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宣布机构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截至今年9月，这个机构已经有139个成员国，还有一个由35个成员国组成的理事会。

　　领导一个如此庞大的国际组织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但巴拉迪善于调动和发挥“班子”的力量。对自己的25个部下，他实行的是开放式领导。他有这样的规定——每天上午的任何时间，他的职员都可以不经通报就进入他的办公室。身为联合国核监察机构的“掌门人”，他对自己承担的“重任”如履薄冰。当他要写一份讲稿或文章时，这位老练的法学家会让25个部下依次传阅草稿，直到每个词都恰如其分——有时甚至会修改25个版本。一个词就可能决定战争或和平，他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政治上十分敏锐和谨慎。”蒙特利尔研究员、核扩散专家诺瑞斯·施因曼说，“他知道一次失足就会极大地损伤国际原子能组织。”

　　巴拉迪还深谙台上与台下工作的技巧，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十分懂得外交舞台上的妥协之道。在国际会议上，当某位阿拉伯国家代表的意见与他相左时，他会坚守己见；会议结束后，他则会把这位代表拉到一旁，用阿拉伯语进一步沟通。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表示：“巴拉迪是自己人，值得信赖。”

　　凭借其柔中带刚的管理风格，巴拉迪征服了所有代表。他在倾听别人发言时谦虚而有耐心，做出决定时则坚定而有原则。巴拉迪的妻子爱达·卡切夫是维也纳国际学校的一位幼儿教师。巴拉迪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国际事务中，50多岁的成年人有时就像3岁的孩子。因此，我得像爱达管理她的学生一样和他们打交道。”他始终认为，IAEA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应该像一只天鹅，优雅地浮在水面上，悠闲适意；水底下它的双脚却在不断划动，平衡各种力量。用IAEA发言人梅丽莎的话说：“如果没有巴拉迪，139个成员国的利益是根本无法协调的。”

　　敢对美国说“不”让他成为世界媒体眼中的“超级明星”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巴拉迪开始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之后，伊拉克、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依次进入紧张状态，于是，身为国际核事务仲裁者的巴拉迪便成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总干事。

　　最先让巴拉迪成为焦点人物的“引发剂”是伊拉克武器核查，因为他带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承担核查任务的主角之一。

　　对伊武器核查其实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就开始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技术手段最严格的武器核查，在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这场核查情节跌宕起伏，已成为是否应对伊动用武力的关键。

　　美国和英国一直坚称伊拉克在秘密发展核武器。从2002年下半年起，美英就相继发表报告，指责伊重新开始核武器计划，并且向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出示了相关的“证据”。当年9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也对安理会说，伊拉克曾“几次试图”购置高强度的用于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浓缩铀的铝管(其后在公开场合布什又一再提到此事)。美英还以这些“证据”为幌子，执意要对伊动武。

　　随着对伊指责的“升温”，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到2003年3月初，美国在海湾地区已经屯兵25万之众，并期望以萨达姆政权抗拒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核查、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获得安理会对伊拉克动武的授权。没想到就在此时，巴拉迪却“唱起了反调”。

　　2003年3月7日，巴拉迪在一份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中，对美英指责伊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提出了质疑。他在报告中说，根据联合国和独立专家的调查，那些据称可以证明伊拉克官员曾在非洲购买铀的文件其实是凭空捏造的，是“完全不可信的”。报告还说，“经过三个月的检查，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确切的证据或者模糊的迹象表明伊拉克重新启动了核武器计划。”这个报告同前两个报告一样，结论仍然是核查需要时间，核查应该继续。

　　巴拉迪的报告让美英两国在安理会很没“面子”——号称情报最可靠的超级大国居然玩弄这种过时的栽赃陷害手法，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当时在联合国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如坐针毡，非常尴尬。更要命的是，美国企图得到安理会动武授权的指望落空了——巴拉迪坚持继续核查的主张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随后，美英却绕过联合国，擅自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在对伊核查问题上戳穿美英的“西洋镜”让巴拉迪声名鹊起，成为众多媒体追逐的“超级明星”，但也使这位总干事与山姆大叔“结下了梁子”。

　　接二连三“开罪”布什政府

　　如果说，在对伊核查问题上巴拉迪没有随着美国的调子起舞，已经惹恼了美国政府内的部分人士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几件事情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布什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2004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热闹非凡。对阵双方一边是志得意满、一门心思准备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一边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打算问鼎白宫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正当大选前的民意测验“驴”、“象”双方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巴拉迪却“不合时宜”地给共和党帮了倒忙——10月25日，他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对布什政府极为不利的报告：报告表明，总计342吨炸药在伊拉克失踪，结论是战后的伊拉克“缺乏安全保护”。这一事实立即成为批评布什政府的证据。尽管最后布什有惊无险地获得了连任，但再度安居白宫的美国总统一想起“刺儿头”巴拉迪大选期间的作为就心中不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伊朗核问题上，巴拉迪再次成为美国的拦路者，使美国将该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如意算盘“打了水漂”。

　　美国一直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2003年6月18日，布什第一次公开表示，“美国和它的盟国”不会“容忍”伊朗开发核武器。随后的几个月中，美国对伊朗政府所发的警告不断升级，并强烈要求将伊朗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是否应制裁伊朗。美国本来希望巴拉迪领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如实”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伊朗的情况，以便安理会对伊朗实施制裁。但巴拉迪却坚决反对贸然采取制裁措施，认为伊朗核计划到底是不是和平计划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伊朗的确可疑。但是可疑不等于明确的证据。”巴拉迪说，“在此刻，我们的报告仅能说明伊朗背着国际原子能组织从事了为期17年的一系列核项目，而不能说明这些核项目将用来从事核武器研制。”他坚持认为，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伊核问题采取冷处理是最为明智和理智的做法。在巴拉迪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12月，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方面，巴拉迪一方面敦促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同时也呼吁韩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保持透明度并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面对中东地区唯一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以色列，巴拉迪曾提出建立中东无核区的建议，试图说服以色列改变其核政策。

　　巴拉迪的多边主义处事原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逐渐上升的仲裁地位，不可避免地挡了美国的道。布什政府对巴拉迪“过于谨慎和软弱”感到“严重不满”，多次在不同场合指责他在两伊核查问题上立场不够强硬，而不卑不亢的巴拉迪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法学家的严谨，不紧不慢地“用事实说话”。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