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日本采取了供给面的结构调整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内需的释放就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调整时期。再加上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内需增长的规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这一届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重心在于亚洲。在这一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体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为了增长就要修复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了争夺未来潜在的中国大市场。
事实上，这几年日本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托了中日之间产业链的布局，即日本提供高附加价值的中间生产部件，中国利用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和组装，然后出口到欧美市场。在这样的产业链中，日本和中国获得了双赢。中国也在继续着加工贸易主导的经济增长奇迹，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环节对日本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同时，在部分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终端商品需求的行业，比如汽车行业、娱乐行业等，日本正在开始或已经挤入了这些未来前景看好的大市场。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中日经济发展是否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透明的地方还是不少:首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政权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够“让步”到怎样的“底线”？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妥协的余地几乎没有；其次，中国世界加工厂的战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国长远的产业政策，至少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要求会在政策上限制日本经济战略的成功实施。日本是否能够在某些地区改变加工贸易型的生产方式，引进研发配套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线以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进化？如果这样，日本如何应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最后，汇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变多大程度和以何种方式来分担所带来的汇率风险？中日金融合作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保证这种产业链不受到冲击？人民币的国际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互相接受？亚洲债券市场中日的合作会进展到怎样的阶段？等等。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原载《中国经营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