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不应该是重建“中华帝国”
文/刘擎
“ 一种侵蚀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与德国的民族性不可分割的。人们可能必须失掉他们的德国性，为的是找到他们的德国性。
——托马斯·曼(《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二十一世纪举世注目的现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开始在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深切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 “霸道”，不得不开始学习现代化的 “舞蹈”，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以夷制夷”的现代化历史，似乎使中国人变得更像自己的对手而不是自己的祖先。
倘若如此，我们似乎就面临着一个悖谬性的现实：中国越是崛起，国力越是强大，就越是远离天下主义的传统，就越是 “非中国化”。如果被这种逻辑决定，中国崛起的前景至多是在旧有的世界霸权秩序中成为新的霸权者，而难以改变这个霸权秩序本身。
本文作者旨在对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影响提出系统性的学说与论证(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查看论文全文)，阐明中国发展对塑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与文明意义，并诉诸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 “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居身为新的 “霸主”，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 “后霸权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作者定义这样的理论为 “新世界主义”(new cosmopolitanism)。
天下观的历史衰落与当代复兴的难题
对于 “天下观” 的讨论近年来成为一个焦点议题，其中赵汀阳对 “天下体系” 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将“天下”视为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念，论证它比西方以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念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道德意义上也是最为优越的世界观念的范式。然而，天下观作为思想资源所富有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在当代条件下寻求天下理想的复兴具有现实可能。一个明显的难题在于，天下思想不只对于西方世界是陌生异己的，而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是相当隔膜的。
在今天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并不是 “天下” 而是 “民族国家”，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的天下理想——坚持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与 “求同存异” 等卓越的理念，深具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已经被强势的民族主义意识所压倒，甚至时而被排外主义、敌视他者以及复仇主义的情绪所劫持。实际上，正是天下观 “衰落” 的事实才构成了探讨其 “复兴” 的前提。
然而，中华文明并没有彻底断裂，而是在应对强大外部的处境中寻找重振天下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完全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世界革命” 的理想与 “三个世界理论” 都蕴涵着明显的世界主义品格。当然，在 “文革” 结束之后，尤其在进入 1990 年代之后，世界革命的政治想象(“新世界的政治”)再度受到严重的挫折而隐退。改革时代的当务之急(硬道理)是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幸运的是，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学习中，中国已经成为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契机，有可能缓解民族主义意识的紧迫感，使我们更为从容地反思民族国家思维的局限性，重新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内涵，并开掘其在当代条件下重建全球想象的理论潜力。
新世界主义：一种新的全球想象
“坤舆万国全图” 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版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扫描
帝国的兴衰、霸权的轮替以及全球中心的多次转移都表明，各种版本的文明中心论或自我优越论都具有内在的傲慢与偏见。天下秩序的式微与历史上许多帝国的衰败或许有各自特殊的缘由，却共享了某种相似的重要教训：文明中心论往往导致自我覆灭，这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共同遗产。
正是这样一种视野吸引我们再次思考 “世界主义” 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就词源学意义而言，“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这个词，由 “cosmos” 和 “polis” 两个词根组成：“cosmos” 意指 “宇宙” 整体的和谐秩序(不仅存于自然世界，也存于人的内心)，是一种普遍的秩序；但 “polis” 所指的城邦政治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所以，“cosmopolitan” 的含义既是普遍的又是地域性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 “新世界主义”：由各种源自地方性的“普遍主义”论述在彼此的学习与对话过程中 “汇聚而成”，同时又受到地方相对性的约束。回到开头托马斯·曼对于德国性的评价，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中，为了得之，必先失之，只有认清并且扬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性，才能真正找到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性。
换言之，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全球想象：告别文明中心论，终结霸权轮替的历史，走向一种基于跨文明对话与合作的世界秩序。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秩序，将是世界各个民族共同建立的，其基础性的共同价值规范不是先在的、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某个“强国”或某种“优越文化”单独界定或强加的，而是在各种文化之间彼此影响与学习、相互竞争与对话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并不断再造的。
一方面，旧有的天下观念必须面对其历史没落的命运及其教训，另一方面，它仍可获得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在当代寻求天下主义的复兴，应当拒绝重返往昔中华帝国”的幻想，致力于从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中拯救天下理想——在扬弃华夏中心论的同时去阐发天下理想中最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出于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诉求，我们在术语上选择 “新世界主义” 而不是 “新天下主义”。我们相信，转向新世界主义或许是天下理想在当代获得复兴的一种最可期许的希望。
结语
历史上的帝国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文明想象为世界的中心，试图通过征服或 “皈依” 收复并统治整个世界。新世界主义拒绝各种傲慢的文明中心论，警惕其潜在的帝国企图，努力打破各种文明中心论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欧洲中心论，华夏中心论或者美国中心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或文明优越论的主张，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因此，新世界主义期待一个共建的世界，而作为中国学者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我们注重汲取中国的文化智慧，同时借鉴其他文明的思想成就。中国与西方都有自身的特殊主义和超越地方性的普遍主义思想，都可能通过文明对话成为这个共建世界的共同思想资源。
最后，从新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作为硬实力(经济、军事和技术的)崛起的中国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没有实力的承载，中国不可能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并对世界做出贡献。我们强调实力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是一个从对抗霸权走向消除霸权的 “扬弃” 的过程。中国崛起的最可欲的未来前景，或者说，中国文明对世界秩序最伟大的贡献，不是所谓 “中国统治世界”，不是 “天下帝国的重归”，而是中国最终促使世界进入一个对话与共建取向的后霸权秩序。如果中国终将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那么应当是一个致力于终结霸权逻辑的大国。这不是预言而是希望，一个不无理由与信心的希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