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涛
2016年1月31日,一位叫袁庚的百岁老人辞世。
这个名字,估计80后一代基本都没怎么听说过,因为1992年袁庚退休后,他和他的蛇口以及他“创造”的那个时代,便很快谢幕了。因为蛇口的特殊色彩逐渐褪去,那里很快失去了“改革标本”的诸多特征。
袁庚未必是被刻意遗忘的,但他确实早已经被遗忘。有关他的故事,可以轻易在互联网上被找到,但是他在1992年前掀起的那场改革,如今已经沧桑得恍如“神话”,显得邻人难以置信……
从1992年上溯120年,187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创立“招商局”,以“官督商办”的新体制开办企业,这是大清国“改革开放”即“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之后,招商局办银行,办保险公司,搞电报局,建上船,修铁路,成为“改革”的旗帜。
改革是否成功,还需实践检验。
1895年,甲午战争以一败涂地对方式,检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它看似可以给大清国续命,实则于事无补。然后,大清国为了续命,又表示愿意启动政治改革,但既然所有的改革都以加强和完善皇族的执政地位为目的,那么改革派在革命派眼里就注定是一群小丑。革命者也是乌合之时,但时势造英雄,今天抠掉一块砖,明天掀掉一块瓦,大清国在谁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瓦解了。
但是,招商局却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保留下了一部分。1950年1月,招商局香港分公司“起义”投奔新中国。1978年,61岁的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1979年,中央政府同意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划出数百亩地给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袁庚开始了他的改革传奇。
如今看来,这些传奇不在于袁庚用10多年把招商局的1亿元资产变成了200亿,而是他在那片土地上开创的“制度”,比如——打破平均主义,废除干部终身制,民主选举干部,职工住房商品化,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蛇口“最高领导机构”,创办报纸《蛇口通讯》除反党和人身攻击言论外的批评文章都可以刊登……
显然,袁庚在蛇口的改革已经不局限于经济改革。即便是在经济上的改革举措,在当时看来,袁庚很容易被定性为一个“走资派”,在那个年代他当然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即便是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都是冒着”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质疑“的巨大风险的。舆论对深圳以及袁庚的声讨,之所以没有将袁庚打倒,是因为他的这些举措都被“最高权威”允许和肯定了。有了允许和肯定,就如同获得了“圣旨”和“钦定”。没有被至上而下“赐予”的特许权,就不会有蛇口和袁庚的传奇。
最高权威的肯定,也成就了袁庚在蛇口的最高权威。马明哲在纪念袁庚的文章中说,袁庚”当年就是蛇口的神“。
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袁庚成了改革的象征,他的顺利就意味着改革的顺利,否定他就意味着否定改革。毋庸讳言,在蛇口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所有的改革成就,都仰仗于“权威”的庇护。但是,权威终将老去,继任者不可能完整继承权威,随着权威的老去,改革成就难以用制度的形式延续下去的。蛇口那些如今看来也相当超前的改革成就,犹如建在沙滩上的沙雕……
袁庚退休数年之后,蛇口工业区逐渐褪去了“光环”,渐渐像其他“工业区”一样平庸了。改革的口号依然响彻大地,袁庚的名字一天一天地被淡忘。特殊的年代造就英雄,平庸的年代遗忘英雄。
歌中唱到,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改革依然在“深化”,但已经没有袁庚式的改革。是再也没有了袁庚那样锐意的改革者?还是不再允许有袁庚那样锐意的改革?袁庚逐渐被遗忘,仿佛因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又仿佛因为他是一个改革者中的一个异类。
如今,蛇口已经是一个平常之地,深圳也早已经没了“特殊性”,这当然可以解释为改革的经验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开。但在袁庚彻底告别这个时代之际,我们回望当年蛇口试验田,会发现袁庚试验出的一些“种子”将注定被雪藏,并与袁庚的故事一起,供后人在某个日子唏嘘一番然后遗忘或搁置。
2016年1月31日,袁庚逝世,招商局当天发文说:袁庚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理想与事业奋斗的一生。
招商局这样评价袁庚我是欣然接受的,只是在2016年的这个时候读到文中的“革命、战斗、真理、进步、理想”这些词汇时,我有些恍惚。恍惚之中,革命已经终结,我们已经无需革命,战斗已经完成,我们已经无需战斗,真理已经普及,我们已经不必追求真理——仿佛抵达了彼岸,又仿佛回到了从前。
(首发公号“海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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