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俑（唐三彩）
文/羽戈
恕我孤陋寡闻，自发蒙至今，只听说孝顺尊长，从未闻孝顺国家。春节期间，看央视新闻，不由大开眼界。新闻主题是孝顺，接受采访的两个人，青年医生道：先孝顺国家，有国才有家，大孝为先；老年市民同样表示要先孝顺国家：孝顺国家也是一个孝顺，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二人的默契，已经不宜用心有灵犀来形容，他们简直拥有同一副头脑和喉咙，否则“先孝顺国家”的颂词何以会如此一致呢？
我所理解的孝与孝顺，指向家庭伦理。按《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父母可以扩大到尊长，不过依然局限于家庭、家族。对国家的感情，该用“忠”字表达。古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一指国，一指家，一为公，一为私，界限何其分明。今人混为一谈，表面上看，孝取代了忠，实质上讲，则是国僭越了家。
如你所见，国家之于一些人，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之深挚，与对生身父母的感情之凉薄，恰成对比：他们宁可让父母忍饥受饿，都要把工资捐给国家；他们宁可忘却父母的冤仇，都要对国家高唱颂歌……如果你指责他们不孝，则将迎来振振有词的反驳：我把对父母的感情，全部转移到国家身上！这大抵便是最正当的“孝顺国家”，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些诡辩的意思；“孝顺”这么使用，未免被误解，甚至被玷污。
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放弃对父母的赡养，就是不孝。哪怕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都不能豁免于这一罪名的批判。诚然，孝并非最高阶的价值，有时可用忠来分化、压制，然而，忠就是忠，正如孝就是孝，对国家的深情，只能称之为忠，偷换成“孝顺”，近乎政治戏法，这恐怕不是为了蒙蔽他人，而是为了麻痹自己，用对国家的孝顺，置换对父母的不孝，以示自己并未辜负孝道。可惜这样的偷梁换柱，并不成功，反而可能导致两败俱伤：非但不能遮掩对父母的不孝，还显得对国家的忠诚有些底气不足。
这是一种可能性：当国与家不幸对立，难以兼顾，于是创造了“孝顺国家”之说，以弥补孝道的亏空。与此不同，“先孝顺国家”的提倡者企图两全，国也要，家也要，只是此中有一个先后关系，先孝顺国，后孝顺家。这个说法，势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老问题：对于国家，为什么不是尽忠，而是尽孝呢；一是新问题：对这帮孝子贤孙而言，为什么国要排在家前面？
采访者答：有国才有家。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其实不大经得起推敲。从起源上讲，家在先，国在后，毋庸置疑，不必争论。古往今来，国与家之争，所争论的不是先后，而是重要性，这二者，哪个为大，哪个至上，危急存亡之秋，如何取舍，舍小家而顾大家，还是相反。基于此，采访者若换一种说法，如“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云云，效果也许会好一些。直接说“有国才有家”，来论证“先孝顺国家”的必要性，未免过于粗暴，穷形尽相，一览无遗。
当然这只是小节。既然有意“孝顺国家”，国与家的排序已经清楚了。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为什么对于国家，要用尽孝替代尽忠。这就要谈到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属性。大体而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可分两种：国家视国民为子女，国民视国家为子女。相形之下，我们更熟悉前者。自幼年开始，“祖国母亲”的政治话语和影像便占据了我们封闭的视野，然而就中国国情而言，国家所扮演的却是高高在上、威严、专横的父亲角色。父权主义的阴影，始终横亘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如果国家作为教育者，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不妨化用这个论断：如果国家作为父亲，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必须充当孝子贤孙。
国家与父亲一体化的侧面，则是国的家庭化、家族化，此之谓“家天下”。对权力者来讲，把国当家，国事便成家事，或者说，他们惯于以家事的视角处理国事，以至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家庭伦理大行其道。国家属性如此，权力者眼里的国民，则尽是孝子贤孙，要他们“孝顺国家”，与他们主动“孝顺国家”，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
“孝顺国家”之说，不难令人想起数年前的“感谢国家”之风波。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周洋，获得冬奥会冠军之后接受采访，只感谢父母，未感谢国家，引来一位体育官员的批评：“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不过，官爷虽然提醒运动员不要忘记感谢国家，而且感谢国家要先于感谢父母，其所使用的终归是“感谢”二字，并未要求运动员把国家当作父母来尽孝。
“孝顺国家”显然更进一步，它不止要求国家先于父母，还要求把国家当作父母。这不仅导致孝道被滥用，且在孝的名义之下，国完成了对家的侵略。我们以前说“国进民退”，主要指经济领域；现在来看，用这四个字评价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的与时俱进，再也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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