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大数据看传统田园牧歌的虚妄
文/韩福东
从站在你面前的妇女所带的十字项链上，你会想到什么？围绕基督教展开的各种联想，可能无一例外和悲悯与救赎有关。这是基督教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结果。事实上，在漫长的中世纪，十字架更多和对异端的迫害相关，它是一种常用的刑具。时间淡化并扭曲了很多认知，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和数个世纪前比起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星球，暴力呈几何级暴增态势。但美国学者斯蒂芬•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如果不是他书中引用了那么多难以辩驳的翔实的大数据，我相信很多人会跳将起来，将该书视为疯言疯语的典范，扔进墙角的垃圾箱。
不是吗？二十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的内战，还有种族屠杀，以及恐怖主义。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都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印痕。即便从朴素的常识出发，也会判断出这些暴力行为所产生的死亡人数是过去几个世纪所不能企及的。
平克当然要在书中回应这样的诘难。他说，如果我们搜索史料，根据当时世界人口总量计算死亡率，会发现历史上许多战争和暴行都绝不逊色于20世纪的残暴。在一份人类所做的21件最残暴的事情列表中，以死亡人数排序，前两位的确是20世纪的二战和毛时代的大饥荒，但如何按照死亡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则这两个事件的排行迅速降低为第9和第11。原本排行第三的13世纪的“蒙古人的征服”，则迅速上位为第二。
按照这份统计，8世纪发生于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伤亡高达3600万，按照人口占比则相当于20世纪中叶的4亿2900万，唐朝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亡者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安史之乱成为有史以来暴行导致死亡人口比例最高的事件。
即便以死亡的绝对人数看，21个最残暴事件中，也有14件发生在20世纪之前，有5次战争和4场暴行死亡绝对人数超过一战。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算，20世纪只有二战有资格进入这个排行榜的前十。
当然，在具体的死亡人数上，肯定会存在争议。不过，那种想当然认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死人更少的论述，可以休矣。诚如平克所言：我们不能完全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些数据，有些数据倾向于将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全部归咎于战争、叛乱或者暴君，也有一些数据是来自没有数字概念的文化，它们完全没有计数和簿记的现代知识。同时，文字的历史证实，早期人类文明颇具杀戮能力，技术的落后不构成屠杀的障碍。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说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如砍刀和饥荒就可以谋杀大量的人口。
在平克看来，一旦按照人口规模进行比较，并校正易得性偏差和历史近视，说20世纪是最血腥的世纪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排除这个武断的判断是我们理解战争轨迹的第一步。
不仅是战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凶杀案，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也是呈下降趋势的，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有个反弹的时段，但这一反弹并不构成对总趋势的有效驳斥。
回到本文开头的十字架话题。无论基督教在现在做出怎样积极的变革努力，历史终究是无法篡改的。如平克所说，《圣经》在今天受到数十亿人的崇敬，奉为道德价值的源泉，被翻译成3000多种语言，美国法庭的证人发誓乃至总统的就职宣誓都要手触《圣经》，但如果将时间向前追溯，《圣经》就是一出漫长的暴力庆典。
基督教从暴力到和平的转向，像极了整个时代发展史的隐喻。宗教的捍卫者们很久以来一直坚持说，没有神的法令，道德就永远失去了外在的根据，人只会追求一己之私，尽管这种追求可以按照品味或时尚有所调整，并成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信徒。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
在终极的意义上，平克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这本书的末尾所进行的反思中，首先将反思指向“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他认为，科学、技术和理性让人类生活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习俗、信仰、社区、传统权威、返璞归真的自然观的消亡。
总会有人怀念被美化的过去，并仇恨现代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幻觉。没有感情色彩的历史大数据统计分析，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做的就是这种努力。而基督教与迫害异端、暴力战争挥手告别，所证明的不是神的仁慈和万能，而是顺应现代性所带来的正效应。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5年7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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