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文/罗伯特·席勒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俄民众对政府直接控制媒体的默许让人不禁发问：是否俄罗斯民族具有某种内在的独裁基因呢？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经验告诉我，从单一事例得出关于国民性的某些结论时，我们要非常小心。
1989年，我受邀出席在前苏联莫斯科举办的一场国际会议，会议是由前苏联智库IMEMO(现在已经改名为“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联合主办的。此类联合主办的国际会议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的突破，是美苏关系趋向缓和的象征。苏联的经济学家们都对向市场经济转型抱有很大热情，他们在饭桌上坦诚开放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这些苏联参会代表对于苏联民众是否会支持自由市场经济还存有深深的疑虑。他们表示，个体的市场行为会让普通苏联民众感到不公、不可接受甚至是错误的。
我遇见了IMEMO的年轻经济学家马克西姆·博伊科(叶利钦时期，他曾做了俄罗斯代总理和国有资产部部长，并在普京当政前离开政府部门。最近他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开办经济学讲座)并被他的坦诚和博学所折服。我们之间曾有一场非常生动的对话，我告诉他其实很多美国人也认为资本主义不公平。那么，两国人民的态度有什么实质不同吗？
似乎没人在这个方面做过调查。其实1989年已经具备进行此类调查的条件。我们二人就此当场决定进行一次非常周密的问卷调查，以便搞清楚到底美苏两国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态度有何区别。
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处理翻译上的微妙问题，也尽力排除了可能影响被调查者判断的无关信息，最后我们制作好了一份在英文、俄文上完全一样的问卷。1990年，我们在纽约和莫斯科用这份问卷进行了调查，并在1991年的《美国经济学评论》和1992年IMEMO自己的出版物MEIMO上发表了调查结果。
我们发现，在对待自由市场经济的态度方面，两国人民观点的差异非常小；在对待独裁和民主的态度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放假的时候，鲜花需求量增加，价格通常会上涨。花店涨价是否合理呢？”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所料，大多数(66%)的莫斯科受调查者认为不合理。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纽约竟然也有高达68%的受调查者同样认为不合理。
去年，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调查，看看如今是否两地民众的观点是否还一致。鉴于如今俄罗斯的独裁专制氛围更浓，也许莫斯科民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态度会更加趋向消极。2015年，我们在两地用1990年的那份问卷进行了第二次调查。2016年1月，我们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调查结果。
我们发现莫斯科民众的观点并未有太大变化(67%认为假日鲜花涨价不合理)。而在纽约，人们变得对市场经济更加友好(这一次仅有55%认为假日鲜花涨价不合理)。
此次我和马克西姆·博伊科还对民主问题进行了调查。幸运地是，我们找到了一份1990年政治学家詹姆斯·吉布森、雷蒙德·达奇和肯特·泰迪恩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调查。那一次没有在纽约做对比调查，所以我们2015年这一次做了弥补。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关于民主价值的回答都让人得出俄罗斯人不喜欢独裁政府的结论。例如，1990年的问卷问道是否同意“媒体应该受法律保护，不应受到政府控制”这一表述，仅有2%的人不同意。在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0%，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对民主理念更加疏远了一些。但是真正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在纽约的调查结果：有27%的人不同意！如今的纽约人比莫斯科人更加敌视自由媒体！
两地调查结果间最大的区别来自如下陈述：“在一个有一定约束的社会里生活会更幸福，而在一个个人自由泛滥的社会，很多人会给社会带来危害。”1990年，有67%的莫斯科人同意上面的表述，而在201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6%，在2015年的纽约，有36%的人表示认可。也许这个问题的设置很重要，但这也只是一个离群的数值，在我们的整个调查中，这是两地间人们观点差异最大的一个。
整体上来看，虽然观点差异是存在的，但看了调查结果，你并不会相信最近的事件是由美俄两国人民对自由市场和独裁统治具有不同的观点所导致。认为俄罗斯人与西方人具有根本差异是错误的。1991年，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的国民性并不是该国通往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我们当时对了。希望我们这一次也是对的，国民性并不会阻碍俄罗斯终有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观察者网马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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