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困境源自儒家文化缺陷

中国道德困境源自儒家文化缺陷

　　文/公方彬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道德的民族，道德教化几乎与民族文字有着一样漫长的历史。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德更是上升到经世治国的高度，比如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甚至中央官僚机构所设六部，一直是将礼部置于兵部、刑部、工部之前，足显礼仪道德之重要。

　　中华民族重道德的特点，在与西方社会作出比较后更加清楚。以大学的校训为例，重道德和求真理是中国与西方的主要区别。先看中国大学的校训：清华大学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北京师范大学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东南大学是“止于至善”，扬州大学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再看西方大学的校训：美国哈佛大学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是“光明、真理”，斯坦福大学是“自由之风飘荡”，堪萨斯州立大学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柏林自由大学是“真理、正义、自由”……

　　那么，重道德是否收获了道德？现实似乎并不乐观。有位大学教授在给大学生作报告时，提出一个问题：“当今社会缺什么？”学生齐声回答：“缺德！”当今，道德不彰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几十年前，国学大师胡适先生就讲过，中国人存在三大毛病：缺少爱心、恻隐之心，不能见义勇为，贪生怕死。为什么道德讲了几千年，仍然难以形成普遍的道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文化在倡导道德的同时也在抑制和扭曲着道德。

　　第一，儒家文化所维护的等级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抑制道德生长的制度。道德赖以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没有平等便不存在人格尊严，进而不会产生维护道德的冲动。没有了内在的驱动力，道德成长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质是强调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汉武帝在嵩山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后，整个民族便跪下了，一次次下跪，一次次强化，终于成了仰视权威的顺民。没有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也不可能存在对道德的珍惜和追求。

　　第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道德是一种有限的道德，同时因取向有失偏颇而使道德存在缺陷。中国封建时期所推行的道德，很难认定为普世的道德，亦很难说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灵魂需要、提供精神归宿的道德，因为确立道德的目的仅仅是维护封建统治。既然是以帝王需要为道德标准，便不会产生博爱。没有博爱，道德张扬的空间必然变得很狭小。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时就说过，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没有高尚的目的，难免会堕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为什么我们习惯于法外求法，不遵守规矩，并且形成了严重的贿赂心理、灰暗心理？原因即在于此。

　　此外，在道德取向上，儒家文化更突出的是私德，对公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私德包括勤奋、俭约、孝敬等，公德则包括爱人、互助、宽容、守信等。以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为例，窦娥临死之前发了三个愿：“血飞白练，六月雪天，楚州亢旱。”她希望通过大旱饿死成千上万的人震惊皇上给她申冤，但她又很关心家人，要求上刑场之时绕道走，避免婆婆看到会伤心。人们都为窦娥所感动，认定其所作所为符合道德。这种价值判断，显然是默认了“为成就私德而牺牲公德”。

　　第三，儒家文化在推行道德过程中未能调动大众进行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这决定了其推行和强调的道德是“标签式”道德。推行过程中强调借助皇权的力量，因此这种道德只能是“力量的道德”而“非道德的力量”。

　　既然不是由灵魂深处迸发并外显的道德，一旦推行道德的力量弱化，或者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就可能使原有的道德弱化，甚至紊乱。这一点与西方的道德实现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明。科学解决的是真，宗教解决的是善，艺术解决的是美。这都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道德实现必须从人的灵魂深处产生，追求人性的自觉，强调人自灵魂深处产生怜悯和博爱。这种不加强制的自我发现和张扬的过程，才能使道德维持长久。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环境下，仅仅试图从传统国学中寻求道德力量和出路，以实现一个民族道德的觉醒，希望以此最终站立于人类道德的制高点，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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