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褚朝新
在记者眼里，应该没有官员和普通民众之分，只有采访对象和非采访对象之分最近，跟一位县委书记对话时受触动，情绪有点失控，掉了眼泪。
按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采访对象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一视同仁。在记者眼里，应该没有官员和普通民众之分，只有采访对象和非采访对象之分。时政报道，因事涉时政而导致采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官员群体中。在当下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权力失范严重，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严重，局部地方官场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时政记者很难只把官员当作一般的采访对象一样对待。
在实际操作中，媒体对官员更加严苛成为常见的情形。这种大环境下，一名时政记者在一个县委书记面前落泪，有点另外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味道。为此，我很长时间处在困惑之中。
2007年，在河南卢氏县与时任县委书记王振伟对话，长谈两次。经历震惊全国的卖官案后，卢氏县的政治生态濒临崩溃，王振伟临危受命。说起妻儿父母，王振伟三次落泪。
记者的工作，有时候是有些残忍的。别人动情落泪，我当时一个劲在提醒暗示坐在一旁的宣传部长拍照片。可惜，部长说当时惊呆了，没见过县委书记落泪，不敢拍。
此后多年，虽然常与官员们打交道，但不曾遇到第二个在我面前落泪的官员。对官员这个群体，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加上年过三十后貌似心越来越坚硬，因此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群体里的人落泪。
2014年11月，河南中牟县，有官员举报当地逼迫五十岁的科级官员写申请“自愿免职”。一路调查下来，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也都是受害者。此种情形，不能不让人难过心酸。
这几年，对具体接触的一些官员的同情多了。有些官员，平日里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在老百姓面前一副老爷样，但这些人也躲不过来自更高权力的野蛮伤害。他们中，有的人寻求社会救济的路径甚至还不如普通民众那样多，不敢上访、不敢去堵政府的门，有的甚至连媒体都不敢找。
有时候我也困惑，面对一个具体的基层官员，能因为他在甲处做过恶就可以不必同情他在乙处受的伤害，我们记录他在乙处受到的伤害就必需同时呈现他在甲处做的恶？再或者是，还有那么多的底层民众遭遇过或正在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一个职业记者，是不是该把更多精力花在关注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上面？
人到中年，困惑越来越多，对这个职业的困惑，对这个国家的困惑。常常出离愤怒，又常常觉得无力。
离开前，县委书记来送别。闲聊中，他对我报道里提到的一名基层公务员说了句同情话，惹我落泪。火车站，县委书记送我，我在车里抹泪，他在车外抹泪。我为了此后或许永生不会再见的人抹泪；不知道，他是为谁抹泪。
两年前，同样在中牟，目睹当地农民遭遇二次拆迁，家园尽毁，“家和万事兴”的门楼倒在废墟里。当着数位当地官员的面，我骂他们“坏”。没想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如今都提拔了。
离开河南后，数位朋友让我就中牟之行写点什么。迟迟不能动笔，试图让自己冷静冷静。一连数日，我都无法给自己当时的眼泪下个判断。
那一天，我问自己：还适合继续做这个工作吗？自己是不是因为与官员们走得太近，生出了许多不该有的同情，再或者是因为走得太近丧失了该有的立场？
总以为，在一个个具体的官场场景里，冲突双方若都是官员，但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强弱相对，失范的权力自然会像它侵犯普通民众一样侵犯职务较低官员的权利。较之普通民众，官员们一旦遇到来自体制内的不正当侵害，他们寻求社会救济的顾忌更多、路径更少、阻力更大。此种世道，不管是谁受到不法侵犯都该得到合理的社会救济，媒体都该在职业范围内尽力关注。
曾写文章帮助一名遭遇强拆的城管副局长，引来一些嘲讽。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从没干过错事？因为干过错事就应该被剥夺寻求社会救济的权利？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能面对无人愿帮的境地。我希望，帮他的过程中，让他看清楚某些真相，以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这些想法，在权力失范如此严重的当下，是不是有点政治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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