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
文/独孤九段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时候读书人念念不忘的“雇主”，在如今早已变得更加多元。可以是“公家”，也可以是“企业家”。
就在昨天，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营科技公司。堂堂一个正厅级的地方官，作为5年前中组部特意筛选的66位赴地方锻炼的中央厅官之一，梅永红的仕途一向被看好。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会像其他14名同期下放锻炼的厅官一样，顺利晋升省部级。
这个本来被设计稳妥的晋升仕途，因为一个辞职决定，戛然而止。岛叔不知道梅永红的妻儿、父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故。而对于梅永红的老家湖北黄梅官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想必是倍感惋惜吧。
原因
至于离职原因，众多猜测总离不开一个“穷”字。
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就对媒体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收入只有7000块钱，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我国的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加上近些年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早已大大缩水。而十八大以来，对官员的问责越加严格，收入低、压力大，在反腐重压下，灰色收入没了，一出事，官帽子说掉就掉，这当官的活，看起来真是“吃力不讨好”。
而今年五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要求在今年6月底，各地工资调整落实到位。不过，按照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月人均实际增资才300元左右。
杯水车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这个逻辑来解释近几年的官员辞职下海，看起来很完美。
潮了？
但相比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官员辞职下海潮，这波官员辞职下海，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潮”，还有待观察，但有些新特点，更值得关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的，不是主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呛水”，还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虽然体制依然给创业者留了后路，但这个时候的确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冯仑、陈东升、毛振华等等，这些人比第一波“半下海”的官员，更有企业家的意识，他们创立的不少公司，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这批人，喜欢自称“92派”。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进行了重组，精简编制115万个。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2013年开始，官员辞职“下海”出现又一轮新浪潮。这次“下海”的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他们不像“92派”，多是白手起家，从蛮荒中拓出生路，他们“下海”后，多是被私企聘去当高管。如今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刘殿奎辞职后，加入阳光保险集团负责医疗健康相关领域。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赴阳光保险任职，负责战略性投资事宜。去年则是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分管市场与公共关系。
很明显，除了看中他们的政府政策敏锐度和把握度外，私企看重的是这些厅局级官员在行业领域强大的人脉资源。
所以，这一轮的官员辞职下海，也有不少人担心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
问题
这个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愿意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其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这中间给老百姓的想象空间的确非常大。
所以，一方面要让纪委、审计署的同志多受累，严格做好官员的离任、辞职审计，干干净净出门，同时有必要将审计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而另一方面，有必要严格界定《公务员法》中关于“直接相关”条目，哪些工作领域不是官员辞职应该去的，或者规定年限内不能从事的，是否要列个明确的“负面清单”？考公务员不容易，辞职哪能说走就走？
在上个月《既挂冠，更何往》一文中，岛叔列了个投票，在“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的选项中，有不少体制内的岛友反映，他们留在体制内，就是想为国家、老百姓做点事，并不一定出于对金钱的考量。相信，想在体制内做点事的公务员、企事业工作人员并不在少数，一概以收入低、压力大、不想干活来画个“体制内群像”，无疑是太过粗线条。
所以，这会带出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体制内怎么留住人才？无论是梅永红还是其他被私企挖走的官员，相信他们的能力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市场需要这些能人，体制内何尝不需要呢？尤其是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严峻，面临改革爬坡过坎的关头，多点人才留在体制内是大好事。
但问题是，相比于市场更为诱人的收入，更为灵活的干事创业机制，我们的体制能否在保证一份较为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外，为“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营造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反腐重压下生长出的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同样要成为蓬勃发展的改革沃土。
“人各有志”，梅永红们的离职是正常的人才流动，我们也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资源为社会和自我创造更多合理合规的财富。但面对来自市场日渐激烈的人才竞争，其实更应该反问一下，我们的体制做好跟市场竞争人才的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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